第6章 教書
1940年6月，日軍占領宜昌。戰火開始蔓延到三斗坪、母豬峽和湖南的江津一帶，我們在百歲溪也住不成了，全家又搬到了巴東。
搬家後，我自己去了宜昌縣中讀初中，就在現在三峽大壩的後面，從武廂廟往裡走三四里路，到龍潭坪，就是當時的宜昌縣中。雖然中間有段時間我失學了，但我自己在家裡自學，也不需要人督促，哥哥根本不在家裡，姐姐看她自己的書，只是偶爾會稍微提醒一下。在小學我就一直很好強，門門功課都要考100分才滿意。我自學也很自覺，到時間了我自己就會去學。三妹四妹就比較貪玩，不喊她們幾遍都是不行的。
初一上學期考試，我的成績不僅是全班第一，而且還是全校的第一，但是在初二下學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43年6月底，二下的期終考試，第一堂課是考地理，第一道題目是：分別列出新疆、吉林、福建三個省的省會城市。當然吉林是長春，福建是福州，但是新疆的省會呢？
新疆的省會當時並不叫烏魯木齊，民國時的地名叫迪化，迪化這個名稱是清朝征服回疆的準噶爾汗國叛亂後，乾隆皇帝給改的地名。新疆這兩個字也是乾隆皇帝定的，意思是新開闢的疆土，因為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並沒有控制這一片地區。也就是我們過去一直說的西域維吾爾族地區，在乾隆改名迪化之前，這個地方最早的名字也是烏魯木齊，直到解放後，迪化市才又重新恢復為烏魯木齊。
我卻堵在那裡半天也沒想起來，並且第一題問的就是新疆，我想完蛋了，100分是別想了。愣在那裡十幾分鐘後，我的牛脾氣突然一下就上來了，我恨我自己得不到100分，那其它的題我也懶得做，我站起來就直接交了一張白卷上去。
監考的地理老師叫黎祥念，他平常也很喜歡我，攔住我問是怎麼回事？我說第一道題答不出來。他看了一下說：「這道題答不出來，怕什麼呢，那下面的題呢？」我說：「吉林省會是長春，福建省會是福州。」他說：「對啊，你接著做下面的題不就好了。」我說：「不好，肯定也得不到100分，我就不想考了。」
黎老師開始還很耐心地勸我，因為剛開始考試不久，所有同學都在埋頭做題，他也不好說太大聲，我當時正被一股無名之火衝上頭，犟得很。後來他也煩了，說：「你這樣就不對了，再要這樣胡鬧，我開除你。」
「什麼？你開除我？」聽他這樣說，我氣壞了，把卷子往他身上一扔，轉身就衝出門去。黎老師追在後面喊我，我也不理他。回到寢室，把被窩行李一捆，背著包我就跑了，他還跟在後面喊，讓學校門口的校工攔我，也沒有攔住。
我徑直衝出了校門，心裡慪著氣，一心想著回家，回巴東。
從宜昌回巴東，必須要坐兩次船，從武廂廟出發，先到太平溪，再到百歲溪，百歲溪上面就是黑崖子，在那裡必須要坐船過青灘，基本沒有陸路可走，只是江南邊有一條棧道，所謂的棧道主要是拉縴的路，大白木船上江去四川，需要十幾個人來拉，如果是小木划子就不用，直接用撐杆撐。江北邊更是連棧道都沒有，根本沒法走。我就這樣坐船到了香溪，這裡是王昭君出生的地方，香溪上面是屈原廟，再往上走是秭歸。
按以前的慣例，在香溪是要停下過夜的，三伯母逃難住在香溪舊州河，以前每次回家，我都是去她那裡過夜，但這次心裡不痛快，我也沒有停下，日夜兼程往回走。
當天晚上河邊有船，但船夫也都睡下了。我叫醒一個船夫，跟他好好講了講，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他也願意送我走，小心翼翼把我接上船，送進船艙，生怕我天黑摔倒。
這一路我走了兩天一夜，途中在青灘和香溪都有吃飯的去處，渴了就隨便走進一戶農家討口水喝，碰到的農戶都很熱情，不是到缸里隨便舀碗涼水，都是提著茶壺出來，倒碗茶水喝。那時候，農戶家裡基本都是喝三皮罐茶葉，顧名思義就是三片茶葉泡一罐，其實這個茶葉的學名叫湖北海棠，解暑功效很好。當地農民都是非常實在，儘管書讀得不多，但真的是非常善良，很容易相處。中途走到牛駝，五伯父家住在這裡，我也沒進去，一口氣走回了巴東，到河對岸已經是傍晚六七點，因為姨婆住在山上，出巴東縣城還要走十五里的坡路，才能到山頂。
於是，我只能先去姐姐家。
姐姐在太平溪小學教書時，94軍121師駐紮在武廂廟。姨婆搬家到巴東以後，大姐結了婚，嫁給了94軍121師政治處副處長鄧瑞屏。姐夫是荊門拾橋人，也是耶穌徒，家裡信奉天主教。
他們結婚以後，姐夫當了國民黨湖北省巴東縣縣黨部的幹事長，國民黨縣黨部的主要職責是招收黨員，當時縣黨部幹事長名義上類似縣高官，但職能完全不一樣，幹事長雖說可以指導和監督政府，讓縣長按照黨的政策來做，但只是一個說法而已，當時的縣長不見得對縣黨部的幹事長買多大帳。
姐夫當幹事長以後，姐姐也當上了縣黨部宣傳科的科長。我到現在還這樣想，姐姐那麼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到宣傳科能做些什麼宣傳工作呢？但事實上，她在宣傳科還真是把各方面的工作都處理得很好。
姐姐和姐夫的生活很平靜，姐夫性格隨和、也很活躍，印象里總是嘻嘻哈哈的。現在想起來，我還感覺奇怪，姐夫和姐姐性格迥異，他們是怎麼相處的呢？一個是那樣的活躍，愛唱歌，也愛哼點戲，而我的姐姐是屬於很文靜的類型，除了看書，就愛彈風琴，但他們的相處卻是那麼的和諧。
姐姐家住在一個小商店的樓上，說是樓，其實也就是在房子上面另加的一間房，大小也就12平米，剛好夠擺張床，我去了只能打地鋪。
我進門時，他們剛吃完飯，姐夫在收碗，我敲門進去，他很驚喜：「哎，弟弟回來了。」我把東西放下，姐姐疑惑地問：「現在還沒有放假，你怎麼回來了呢？」
我把事情的經過前前後後講一遍，姐姐聽完就發了火。
我這一輩子啊，包括家裡所有的人，只有我這個姐姐跟我斗過兩次狠。第一次是揪我的耳朵，揪得我好疼。這次她把桌子一拍，當時態度就好兇地說：「一道題不會，你就不讀書了，你怎麼這麼能幹呢，那你現在回來又能做什麼？」
我姐夫人很好，趕緊把我拉到一邊，對我姐姐說好話：「別吵別吵，回來就回來嘛，怕什麼呢。」
我站在旁邊不作聲，擱幾年以前，他們哪裡敢說我，我姓郭嘛，又不是李家的人，但現在知道了，我也是李家的人，她是我的親姐姐，我見識過姐姐的厲害，耳朵一緊，自然是不敢犟嘴的。
姐夫說：「不要緊的，就在巴東上學，巴東也有初中的。」
姐姐生氣的說：「他連二下的考試結業單都沒有，怎麼去接著上初中？」
姐夫又說：「算了算了，這個書不讀了，天天飛機轟炸躲警報，乾脆去教書。」因為姐夫也經常看到我讀中庸、大學這些書，他說：「東弟的文化程度還是可以的，要不就讓他去教書，其它等抗戰勝利了再說吧。」
就這樣，通過他這個巴東縣黨部幹事長的關係，他幫我拿到了教育科的任命書，讓我到巴東城廂中心小學當教員。
巴東城廂中心小學的校長叫魯成美，教導主任張念青，訓導主任王彤輝。張念青和王彤輝都是宜昌人，魯成美是巴東人。雖然當時我年紀不大，但是塊頭大，十六歲多一點，身高已經有一米七四。因為是縣黨部介紹來的，幾個老師都對我很熱情。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考慮的，安排我教二年級的自然課。
後來我說：「我能不能教音樂呢？」我還唱了一首歌給他們聽，唱的是黃河三部曲，黃水奔流向東方。我的嗓子唱歌還可以，其實我沒有真正學過樂理，平常我姐姐喜歡彈風琴，我也跟著她學會了彈風琴，真正的樂理並不太懂，但是教小學也還可以將就吧。
去學校之前，姐夫特別跟我交待：「你們學校的教務主任張念青和訓務主任王彤輝，可能都是共產黨的人。你去了以後，要少跟他們接觸，不要談太多。」
姐姐也一再叮囑：「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聽話，你看你這次弄得多不好。」
說實話，當時我對共產黨、國民黨都還不太了解。順著姐夫的話多問了幾句，姐夫也跟我談了些時事，也談到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
1922年的陳炯明叛變給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以沉重打擊，孫中山經歷到各路軍閥的背信棄義，也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之憾，後來創辦黃埔軍校，創建革命軍，而中國軍閥割據，背後各有勢力，蘇俄也一心想聯合國民黨，希望在中國輸出革命。孫中山在這種情況下，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做出了聯俄容共的決定，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
孫中山雖然爭取和接受蘇俄援助，也吸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卻不同意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和試行蘇維埃制度。在國共合作的同時，又簽訂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在聲明中寫入「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等字樣。
孫中山認為，蘇俄實行的是傳統的均平主張，和三民主義理念背道而馳，中國的問題與西方有所不同，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還不是蘇俄那樣的階級鬥爭。
正是有這種理念上的差別，國共合作也是反反覆覆，後來又經歷了清黨，在日本全面侵華和西安事變以後，才又開始國共二次合作。
姐夫講了這些事情給我聽，他說：「現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雙方等於都是友好的。但你畢竟年輕，道理懂得不多，還是少接觸些好。」
我們談了很久，姐姐在旁邊說：「哎，你哥哥說的話，你聽進去沒有？」
我說：「我聽到啦，你儘管放心。」
姐姐說：「你就是頑皮，什麼東西你都想考第一，你考第一，結果連初中都不能畢業，你還考第一？你這脾氣真要好好地改改。在學校里要互相尊重，他們是訓導主任、教導主任，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你要向他們多請教，但其它的事情，就別說那麼多，聽到沒有？」
我連說：「哎呀，聽到了、聽到了。」
巴東縣城地方不大，過去有句俗話就說：「遠看巴東縣，近看像豬圈，大堂里打板子，大門口都聽得見。」說得是巴東縣地方小，縣衙里在打犯人屁股的時候，你站在大街上都聽得見。巴東縣是這樣的，一條街，靠街裡面的房子，建一層是一進，上個樓梯就是第二進，再上個樓梯是第三進。靠河邊的那條街基本上都是木頭撐起來的，跟吊腳樓一樣，大門口都是鐵坎子，確實是又髒又小。
在小學教書，我也並不閒著。有一次心血來潮，我跟學生們說，你們以後早點起來，我教你們吊嗓子唱歌。五點多鐘，我就把學生們都弄起來吊嗓子。大清早一大群的學生，大家一起吊著嗓子唱起歌來，那陣勢，全巴東縣城都被我們搞的不得安逸。
沒過兩三天，姐姐又把我叫過去，說我真是胡鬧，搞得雞犬不寧的，大家都不能好好睡覺。就這樣，我的歌唱生涯戛然而止。這次姐姐倒是還好，她沒有吼我，也沒有罵我。
1944年11月，陰曆10月16日，是姐姐21歲的生日。下午放學，姐夫叫我趕快回去幫忙照顧家裡，晚上的時候，姐姐生了我的大外甥鄧明政。巴東地方小，也沒有專業的婦產科醫生，請了個接生婆過來，看著還不是很利索的那種。我現在還跟我的大外甥說，他第一個澡就是我給洗的，我也是忙前忙後的，第三天才想起來把二姐從山上叫下來幫忙照顧。
這是姐姐生的第一個孩子，大家都很高興。別人為什麼高興，我不管。我最高興的是，生了小孩那得吃雞蛋慶祝啊，吃完姐夫給我打的一碗雞蛋，我還嫌不夠，又要吃第二碗、第三碗，總共吃了得有十幾個。
那一天，真的是很高興！
搬家後，我自己去了宜昌縣中讀初中，就在現在三峽大壩的後面，從武廂廟往裡走三四里路，到龍潭坪，就是當時的宜昌縣中。雖然中間有段時間我失學了，但我自己在家裡自學，也不需要人督促，哥哥根本不在家裡，姐姐看她自己的書，只是偶爾會稍微提醒一下。在小學我就一直很好強，門門功課都要考100分才滿意。我自學也很自覺，到時間了我自己就會去學。三妹四妹就比較貪玩，不喊她們幾遍都是不行的。
初一上學期考試，我的成績不僅是全班第一，而且還是全校的第一，但是在初二下學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43年6月底，二下的期終考試，第一堂課是考地理，第一道題目是：分別列出新疆、吉林、福建三個省的省會城市。當然吉林是長春，福建是福州，但是新疆的省會呢？
新疆的省會當時並不叫烏魯木齊，民國時的地名叫迪化，迪化這個名稱是清朝征服回疆的準噶爾汗國叛亂後，乾隆皇帝給改的地名。新疆這兩個字也是乾隆皇帝定的，意思是新開闢的疆土，因為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並沒有控制這一片地區。也就是我們過去一直說的西域維吾爾族地區，在乾隆改名迪化之前，這個地方最早的名字也是烏魯木齊，直到解放後，迪化市才又重新恢復為烏魯木齊。
我卻堵在那裡半天也沒想起來，並且第一題問的就是新疆，我想完蛋了，100分是別想了。愣在那裡十幾分鐘後，我的牛脾氣突然一下就上來了，我恨我自己得不到100分，那其它的題我也懶得做，我站起來就直接交了一張白卷上去。
監考的地理老師叫黎祥念，他平常也很喜歡我，攔住我問是怎麼回事？我說第一道題答不出來。他看了一下說：「這道題答不出來，怕什麼呢，那下面的題呢？」我說：「吉林省會是長春，福建省會是福州。」他說：「對啊，你接著做下面的題不就好了。」我說：「不好，肯定也得不到100分，我就不想考了。」
黎老師開始還很耐心地勸我，因為剛開始考試不久，所有同學都在埋頭做題，他也不好說太大聲，我當時正被一股無名之火衝上頭，犟得很。後來他也煩了，說：「你這樣就不對了，再要這樣胡鬧，我開除你。」
「什麼？你開除我？」聽他這樣說，我氣壞了，把卷子往他身上一扔，轉身就衝出門去。黎老師追在後面喊我，我也不理他。回到寢室，把被窩行李一捆，背著包我就跑了，他還跟在後面喊，讓學校門口的校工攔我，也沒有攔住。
我徑直衝出了校門，心裡慪著氣，一心想著回家，回巴東。
從宜昌回巴東，必須要坐兩次船，從武廂廟出發，先到太平溪，再到百歲溪，百歲溪上面就是黑崖子，在那裡必須要坐船過青灘，基本沒有陸路可走，只是江南邊有一條棧道，所謂的棧道主要是拉縴的路，大白木船上江去四川，需要十幾個人來拉，如果是小木划子就不用，直接用撐杆撐。江北邊更是連棧道都沒有，根本沒法走。我就這樣坐船到了香溪，這裡是王昭君出生的地方，香溪上面是屈原廟，再往上走是秭歸。
按以前的慣例，在香溪是要停下過夜的，三伯母逃難住在香溪舊州河，以前每次回家，我都是去她那裡過夜，但這次心裡不痛快，我也沒有停下，日夜兼程往回走。
當天晚上河邊有船，但船夫也都睡下了。我叫醒一個船夫，跟他好好講了講，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他也願意送我走，小心翼翼把我接上船，送進船艙，生怕我天黑摔倒。
這一路我走了兩天一夜，途中在青灘和香溪都有吃飯的去處，渴了就隨便走進一戶農家討口水喝，碰到的農戶都很熱情，不是到缸里隨便舀碗涼水，都是提著茶壺出來，倒碗茶水喝。那時候，農戶家裡基本都是喝三皮罐茶葉，顧名思義就是三片茶葉泡一罐，其實這個茶葉的學名叫湖北海棠，解暑功效很好。當地農民都是非常實在，儘管書讀得不多，但真的是非常善良，很容易相處。中途走到牛駝，五伯父家住在這裡，我也沒進去，一口氣走回了巴東，到河對岸已經是傍晚六七點，因為姨婆住在山上，出巴東縣城還要走十五里的坡路，才能到山頂。
於是，我只能先去姐姐家。
姐姐在太平溪小學教書時，94軍121師駐紮在武廂廟。姨婆搬家到巴東以後，大姐結了婚，嫁給了94軍121師政治處副處長鄧瑞屏。姐夫是荊門拾橋人，也是耶穌徒，家裡信奉天主教。
他們結婚以後，姐夫當了國民黨湖北省巴東縣縣黨部的幹事長，國民黨縣黨部的主要職責是招收黨員，當時縣黨部幹事長名義上類似縣高官，但職能完全不一樣，幹事長雖說可以指導和監督政府，讓縣長按照黨的政策來做，但只是一個說法而已，當時的縣長不見得對縣黨部的幹事長買多大帳。
姐夫當幹事長以後，姐姐也當上了縣黨部宣傳科的科長。我到現在還這樣想，姐姐那麼一個不善言辭的人，到宣傳科能做些什麼宣傳工作呢？但事實上，她在宣傳科還真是把各方面的工作都處理得很好。
姐姐和姐夫的生活很平靜，姐夫性格隨和、也很活躍，印象里總是嘻嘻哈哈的。現在想起來，我還感覺奇怪，姐夫和姐姐性格迥異，他們是怎麼相處的呢？一個是那樣的活躍，愛唱歌，也愛哼點戲，而我的姐姐是屬於很文靜的類型，除了看書，就愛彈風琴，但他們的相處卻是那麼的和諧。
姐姐家住在一個小商店的樓上，說是樓，其實也就是在房子上面另加的一間房，大小也就12平米，剛好夠擺張床，我去了只能打地鋪。
我進門時，他們剛吃完飯，姐夫在收碗，我敲門進去，他很驚喜：「哎，弟弟回來了。」我把東西放下，姐姐疑惑地問：「現在還沒有放假，你怎麼回來了呢？」
我把事情的經過前前後後講一遍，姐姐聽完就發了火。
我這一輩子啊，包括家裡所有的人，只有我這個姐姐跟我斗過兩次狠。第一次是揪我的耳朵，揪得我好疼。這次她把桌子一拍，當時態度就好兇地說：「一道題不會，你就不讀書了，你怎麼這麼能幹呢，那你現在回來又能做什麼？」
我姐夫人很好，趕緊把我拉到一邊，對我姐姐說好話：「別吵別吵，回來就回來嘛，怕什麼呢。」
我站在旁邊不作聲，擱幾年以前，他們哪裡敢說我，我姓郭嘛，又不是李家的人，但現在知道了，我也是李家的人，她是我的親姐姐，我見識過姐姐的厲害，耳朵一緊，自然是不敢犟嘴的。
姐夫說：「不要緊的，就在巴東上學，巴東也有初中的。」
姐姐生氣的說：「他連二下的考試結業單都沒有，怎麼去接著上初中？」
姐夫又說：「算了算了，這個書不讀了，天天飛機轟炸躲警報，乾脆去教書。」因為姐夫也經常看到我讀中庸、大學這些書，他說：「東弟的文化程度還是可以的，要不就讓他去教書，其它等抗戰勝利了再說吧。」
就這樣，通過他這個巴東縣黨部幹事長的關係，他幫我拿到了教育科的任命書，讓我到巴東城廂中心小學當教員。
巴東城廂中心小學的校長叫魯成美，教導主任張念青，訓導主任王彤輝。張念青和王彤輝都是宜昌人，魯成美是巴東人。雖然當時我年紀不大，但是塊頭大，十六歲多一點，身高已經有一米七四。因為是縣黨部介紹來的，幾個老師都對我很熱情。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考慮的，安排我教二年級的自然課。
後來我說：「我能不能教音樂呢？」我還唱了一首歌給他們聽，唱的是黃河三部曲，黃水奔流向東方。我的嗓子唱歌還可以，其實我沒有真正學過樂理，平常我姐姐喜歡彈風琴，我也跟著她學會了彈風琴，真正的樂理並不太懂，但是教小學也還可以將就吧。
去學校之前，姐夫特別跟我交待：「你們學校的教務主任張念青和訓務主任王彤輝，可能都是共產黨的人。你去了以後，要少跟他們接觸，不要談太多。」
姐姐也一再叮囑：「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聽話，你看你這次弄得多不好。」
說實話，當時我對共產黨、國民黨都還不太了解。順著姐夫的話多問了幾句，姐夫也跟我談了些時事，也談到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
1922年的陳炯明叛變給孫中山及南方革命政府以沉重打擊，孫中山經歷到各路軍閥的背信棄義，也痛感沒有自己的武力之憾，後來創辦黃埔軍校，創建革命軍，而中國軍閥割據，背後各有勢力，蘇俄也一心想聯合國民黨，希望在中國輸出革命。孫中山在這種情況下，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做出了聯俄容共的決定，促成國共第一次合作。
孫中山雖然爭取和接受蘇俄援助，也吸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卻不同意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和試行蘇維埃制度。在國共合作的同時，又簽訂了《孫文越飛聯合聲明》，在聲明中寫入「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等字樣。
孫中山認為，蘇俄實行的是傳統的均平主張，和三民主義理念背道而馳，中國的問題與西方有所不同，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只有大貧與小貧之分，還不是蘇俄那樣的階級鬥爭。
正是有這種理念上的差別，國共合作也是反反覆覆，後來又經歷了清黨，在日本全面侵華和西安事變以後，才又開始國共二次合作。
姐夫講了這些事情給我聽，他說：「現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雙方等於都是友好的。但你畢竟年輕，道理懂得不多，還是少接觸些好。」
我們談了很久，姐姐在旁邊說：「哎，你哥哥說的話，你聽進去沒有？」
我說：「我聽到啦，你儘管放心。」
姐姐說：「你就是頑皮，什麼東西你都想考第一，你考第一，結果連初中都不能畢業，你還考第一？你這脾氣真要好好地改改。在學校里要互相尊重，他們是訓導主任、教導主任，有什麼不懂的地方，你要向他們多請教，但其它的事情，就別說那麼多，聽到沒有？」
我連說：「哎呀，聽到了、聽到了。」
巴東縣城地方不大，過去有句俗話就說：「遠看巴東縣，近看像豬圈，大堂里打板子，大門口都聽得見。」說得是巴東縣地方小，縣衙里在打犯人屁股的時候，你站在大街上都聽得見。巴東縣是這樣的，一條街，靠街裡面的房子，建一層是一進，上個樓梯就是第二進，再上個樓梯是第三進。靠河邊的那條街基本上都是木頭撐起來的，跟吊腳樓一樣，大門口都是鐵坎子，確實是又髒又小。
在小學教書，我也並不閒著。有一次心血來潮，我跟學生們說，你們以後早點起來，我教你們吊嗓子唱歌。五點多鐘，我就把學生們都弄起來吊嗓子。大清早一大群的學生，大家一起吊著嗓子唱起歌來，那陣勢，全巴東縣城都被我們搞的不得安逸。
沒過兩三天，姐姐又把我叫過去，說我真是胡鬧，搞得雞犬不寧的，大家都不能好好睡覺。就這樣，我的歌唱生涯戛然而止。這次姐姐倒是還好，她沒有吼我，也沒有罵我。
1944年11月，陰曆10月16日，是姐姐21歲的生日。下午放學，姐夫叫我趕快回去幫忙照顧家裡，晚上的時候，姐姐生了我的大外甥鄧明政。巴東地方小，也沒有專業的婦產科醫生，請了個接生婆過來，看著還不是很利索的那種。我現在還跟我的大外甥說，他第一個澡就是我給洗的，我也是忙前忙後的，第三天才想起來把二姐從山上叫下來幫忙照顧。
這是姐姐生的第一個孩子，大家都很高興。別人為什麼高興，我不管。我最高興的是，生了小孩那得吃雞蛋慶祝啊，吃完姐夫給我打的一碗雞蛋，我還嫌不夠，又要吃第二碗、第三碗，總共吃了得有十幾個。
那一天，真的是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