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逃難
宜昌距離武漢只有300多公里,武漢失守後,宜昌被頂到了日軍兵鋒的前沿,宜昌地處長江咽喉,是擋住日軍侵入四川大後方的必經之地,當時國內很多人員和戰略物資都要經由宜昌轉往四川。
1938年底,宜昌城已經是一片混亂,難民如潮,各種需轉移的物資堆積如山,飛機也會時常轟炸,每天都不得安生。
我們只好往鄉下搬,沿著南津關往上走,有一個紅溪,分為上紅溪和下紅溪,我們在中間住下。南津關上面是石牌,從石牌到南津關大概有30里,西陵峽從石牌到南津關是筆直的,一點彎都沒有,在中間位置的河西岸是平善壩,河東岸就是紅溪,這是兩塊凹進去的地域,其它都是懸崖陡壁,從那裡走過的時候,能看到山上斜長出來的樹,還有猴子在攀爬嬉戲。如果沒有戰爭,還真是一處很美麗的風景。
當時宜昌救濟院也搬了過去,姨媽也還在救濟院。我以為到了紅溪還能見到羅文玉,結果一問,在我們上次搬走時,羅文玉就被另外一家人領走了。
日本飛機天天都在轟炸,我開始失學在家,沒有讀書。
在紅溪住下不到兩個月,爺爺去世了,享年68歲。
雖然是抗戰時期,但爺爺的葬禮還是辦的非常隆重。那個時候,一般人的家裡死了人,遺體會在家裡停個三五天,但我們家不一樣,外祖母去世的時候,遺體在家裡停了一個月,爺爺去世的時候,遺體停了整整三個月。這三個月里,每天都有人來祭拜,很多都是爺爺的那些老部下,也不知道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
棺木自然也是特別講究,用九棵大樹製成,棺材蓋用了三棵樹,底板用了四棵,四邊用了兩棵。出葬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口小棺材,也做得很精緻,裡面放了差不多二十頂的清朝官帽和官服。兩口棺材封好,用兩艘木船出南津關到前坪,埋到後面的山上,是叫正巾山還是幕巾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爺爺去世以後,家裡也沒什麼人了,二姐是個老實人,三妹四妹還小,姨婆當時四十幾歲,人很細心,我們家的大事小事都由她來當家。一切安頓好後,我需要繼續讀書,但在紅溪和平善壩都沒有學校,所以還是要回到宜昌去上學。
當時的宜昌並不安全,基本上每天都有轟炸,武漢失守,很多人都在逃難。回到宜昌後,我們還是住在老屋。因為打戰,二伯母她們一家都已經搬走了,但三伯母還在。
直到這個時候,姨婆才把家裡那些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情慢慢講給我聽,比如說我本是姓李,李海安才是我真正的學名,東陵是小名,郭宗榮則是爺爺給取的名字,姓郭是因為跟了爺爺的姓,等等。逐漸地,這前前後後的經過,我慢慢都知道了,以前關於母親的一些疑惑,才最終得以了解,但再也沒有機會喊她一聲媽媽。
宜昌的中心小學在戰時搬到了前坪的三游洞附近。我在那裡從六上開始繼續上學。因為路途比較遠,所以小學也要寄宿,每周才能回家去住上一天。周六下午不上課,我就乘坐小貨輪迴家,周日的下午,再乘小貨輪返回到學校。
姨婆是十分細心的人。當時我十二歲,還算是小孩子,平時要獨自在學校,擔心因戰爭失散,姨婆給我做了個銀元板袋隨身攜帶,用厚帆布做成,大概十公分寬,有夾層。過去一般做生意的人都會用它。夾層裡面可以放現洋,裡面並排塞滿了,能裝四十多塊錢。再加上腰上也有一條。我平時隨身攜帶五六十塊錢以備萬一。再重就不行了,我也背不動。那時是初冬,我去讀書都穿著長袍子。
就這樣,每個周六下午我就背著銀元板袋坐船回家,周日再返回學校。
紅溪和前坪都沒有輪渡碼頭,也沒有躉船,小貨輪並不能緊靠岸邊,都是停在河裡儘量偏向岸邊,然後通過一個小木划子來回運人上下小貨輪。由於小木划子的兩頭是翹著的,船頭的一邊要翹的更高一些,所以上小貨輪時,最害怕的是在小木划子頭上站不穩,會有危險。
有一次星期六回家,我穿著長袍,背著銀元板袋,還挎著一包換洗的衣服,結果上小貨輪時真的就沒站穩,撲通一下子掉到江水裡去了。這個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掉下去以後,心裡並沒有覺得慌張,也沒嗆水。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奇怪,只記得我掉進水裡後,只一小會兒,就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把我往上一托,人又浮出來了。長江三峽的水流很急,掉下去時我在小木划子的船頭,冒出來時人已經在船尾了。當時也巧,划槳的人正好在後面,他看見我露出水面的頭髮,趕忙一把就給我抓了上來。輪船上的人也都慌了,馬上圍過來兩人,把我接到小貨輪上去。後來仔細想想,三峽下面都是礁石,我身上又帶著銀元,份量很重下沉也快,可能恰好碰到了向上長的礁石,所以下意識的腳一踹,很快就沖了上來。
我每周都坐這一艘小貨輪,船上的人雖不算非常熟悉,但也都知道我。他們讓我脫掉衣服烤烤火,我不肯,因為知道自己身上有錢,又是小孩子,我不敢把板袋露出來。他們看我不願意脫衣服,也沒有再堅持,就讓我穿著衣服幫忙擰水,接著把我帶到下面燒鍋爐的地方,讓我儘量烘乾衣服,暖和一下身子。
船到紅溪以後,小木划子又來接人,船上的人把我送到小木劃上,還特意跟船夫交待:「這孩子掉水裡去了,你趕快把他送回家去換衣服。」
船夫一直把我送回了家,姨婆非常感謝他,請他進屋坐,還拿了些東西出來想感謝他,可他怎麼說也不要,很快就走了。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劃小木划子的人也好,小貨輪上的工人也好,他們估計並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也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他們幫助我的這種善意,沒有任何的功利色彩,當時民眾的那種淳樸和善良,我現在一想起來仍是非常的感動。
回到家以後,姨婆把我的衣服換下,在神龕前點上香磕頭,感謝天地的恩惠,保佑我大難不死。那時老百姓的家裡大都有神龕,牌位上一般寫著:「天地君親師」。農村里很多都是這五個字,城市裡更開明一些,大都改成:「天地國親師」。就不是「君」了。君,是指皇帝一個人,改成國字,則是強調國家。
這五個字還是很有講究的。「天地君親師」的思想發端於戰國時期的《國語》,形成於《荀子》。明朝後期以來,崇奉「天地君親師」就一直在民間廣為流行。清雍正時期,又以國家的名義把供奉「天地君親師」的形式確定下來。到民國才慢慢再衍變出「天地國親師」。
「天」指上天,祭天為順服天意;「地」指整個地球,人類的一切生存所需,包括糧食、衣服、住所都取之於地,當然值得我們去尊重去愛惜;「君」指皇上,民國以後慢慢改成「國」了,「國」是指國家,忠於自己的國家,是深入人心的道理;「親」是屬於孝悌仁義的範疇,也就是說,對長輩要孝順,對同輩要友好,對晚輩要慈愛,夫妻之間要有禮遇,不光是血親,即便對朋友也要講仁義,相互尊重;「師」指師道尊嚴。這五個字講的都是做人的根本。
牌位上五個字的寫法,也是頗有講究。「天地」二字要寫得很寬,取天寬地闊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須封嚴,不能留口,謂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亂開;「親」(親)字的目字不能封嚴,謂親不閉目;「師」(師)字不寫左邊上方之短撇,謂師不當撇(撇開)。
在字體大小上,「地」不能大過「天」,「國」要看上去跟「地」一般大小,「親」與「師」則字體略小。在牌位上寫「天」必須站著寫,寫「地」則必須坐著寫,以前的這些規矩還是很多的。
不過要說起來,現在有些老師也變了,今天給學生發個資料,明天辦個補習班,每個人要收多少錢,一切都是向錢看,這種人我們就不去說他了。
這一次我掉進河裡,還好有驚無險。小孩子並不覺得怎樣,姨婆可是很重視,這算是大難不死,她托人帶口信到學校,幫我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然後又請了好些道士,在家裡為我做了七天的齋(不知為什麼請的是道士,而不是和尚?)。主要就是感謝天地的保佑,神靈的庇護,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其實如果要細算,在恩施躲過郵政局的炸彈,算是第一次大難不死,這次掉進長江被救起來,要算是第二次了。
做完七天的齋,我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六上還沒有讀完,日軍就逼近宜昌了,宜昌即將失守,我們又坐著木船逃難。這次是跟著姨媽一起,救濟院搬到哪裡,我們也搬到哪裡。從紅溪坐木船到石牌後,有一個直角右轉彎,再經南陀左轉過去一點就是下岸溪,我們就在那裡落腳。
南陀離下岸溪還有大概七八里,走瞿塘峽到西陵峽這一帶,下水的話,要經過曳灘,青灘,通嶺,到南陀。此地素有「南陀三漩」的說法。「南陀三漩」既是個風景區,也是三峽流域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如果你坐船從此過,走上水需要人力拉縴,如果走下水,那船工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技術才行,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大木船,在那裡也都要請當地有經驗的人來掌舵。過「南陀三漩」,船必須順著水流轉圈,轉圈時水會比船還高,轉完第一個漩上來繼續轉第二個漩,一共轉三個圈才能轉出去,如果你害怕那三個漩,慌忙之中想往旁邊躲,那船非出事不可。
在下岸溪並沒住多久,飛機轟炸的很厲害,我們緊接著又搬了家。經羅田溪,過武廂廟,太平溪,再到百歲溪,就在這裡安頓了下來。救濟院在百歲溪的街上,街上靠江邊住著有二三十戶人家,我們住的地方在百歲溪裡面,還要走兩三里路,那裡有一座大房子。
當時湖北的農村都是單家獨戶的,有時要隔上一里路才會有一戶人家。我們住的那處房子很大,四處都很幽靜,可能屬於當時的地主家庭,老闆姓付,是個非常老實的人。因為當時宜昌逃難的人基本都搬到了三斗坪,所以付老闆的兒子和媳婦都在三斗坪做生意,他們開一個小飯館,家裡面只有付老闆兩夫妻。
大姐這時也高中畢業回來了。姨婆帶著我們住在靠後面的房間,前面的大房間,住著救濟院的院長張青夫一家人。雖然是逃難,但他們的家具都是齊全的,穿衣鏡、大衣櫃、書台都有。我們就是幾口大箱子,屋裡只有兩張床,大姐和姨婆睡一張床,二姐三妹四妹三個人擠一張床,我就在地上打地鋪。
飛機的轟炸仍是非常頻繁。飛機一般從南津關進去,走石牌轉彎,到南坨、通嶺、青灘這幾個彎,青灘算是西陵峽的中段,飛機都飛得很低,基本在山下沿著江面飛,用機槍沿江掃射,那時候,我們小孩子貪玩不懂事,經常跑到外面去看,飛機在前面時,我們就看它掃射,飛到跟前我們再往石頭後面一躲,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雖然也知道飛機曾在兩岸打死了不少人。
當時抗日的九十四軍就駐紮在百歲溪,軍長叫李及蘭,副軍長兼121師的師長叫牟廷芳。後來在1948年時,我又碰見過牟廷芳,還和他打過一次交道。
上海洪幫有一個大哥叫澤明江,也逃難到了三斗坪。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救濟院院長張青夫,實際上也是宜昌洪幫的一個大哥,他就請澤明江到家裡來玩。
這時張青夫就在付家擺香堂,也就是收兄弟。收兄弟先要學習禮節,洪幫的兄弟禮節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握個手、鞠個躬、或者是磕頭之類,洪門行禮叫做「扯拐子」,雙腿擺做騎馬樁式,右腿向前躬起,左腿半跪不跪,膝蓋不能落地。洪門源於反清復明,雙腿的這種姿勢,也源於古代軍人在馬上或馬下因周身甲冑不便行大禮,所以就用騎馬樁式行軍禮。
手指的姿勢也很有講究。右手伸出去,大拇指與食指成圓形,代表「在園」,也就是洪門中人,剩下三指伸直,小指是第一把香,無名指是第二把香,中指是第三把香,食指因為彎曲,和三個直伸的手指平行只有半截,代表「半把香」,這個姿勢叫做三把半香,左手壓在右手腕上,這樣來行禮。
洪門「三把半香」是有典故的。第一把香叫忠義香,羊角哀,左伯桃捨命全交共存亡;第二把香叫仁義香,桃園結義劉、關、張;第三把香叫根本香,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半把香叫威風香,鎖五龍單通一命亡,秦叔寶哭回半把香。
看見他們這樣行拐子禮,我也好奇在旁邊學。他們看到並不生氣,都認為這個小鬼有意思,扯拐子的姿勢都比他們扯的好看一些。那時候,我的塊頭已經挺大了,也有差不多十二歲。他們都挺喜歡我的,要招我入幫會,特別是張青夫,要我做他的小老么。
什麼叫小老么呢?這就要說到洪幫排輩分的規矩:洪門內部層次為「十排」和「內外八堂」,比如外八堂,依次有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花官六爺、賢牌八爺、江口九爺、牌把十爺,洪門內男子禁用四、七排位,所以四、七兩個位子或空缺,或是由女子擔任。我是新加入的,年紀又最小,就叫做麼滿十排,也就是小老么了。
以前碰到張院長,要喊張伯伯,入香堂以後,就要喊他張大哥。因為洪門中人以兄弟相稱,所以也有「大哥不大,麼滿不小」的說法。當然我也知道,他們還都是把我當小孩子,雖然喜歡我參加,也並不一定很真心,但說起來,我也算是洪幫成員了。
我們家裡六個兄弟姊妹,個性都很不一樣。
我的哥哥人很隨和,也很聰明,就是有些貪玩。因為我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所以小時候跟他接觸並不多,最初還都是喊他表哥。我的哥哥一生很艱難,在抗戰的時候,大哥七高畢業後,直接去成都找到我的八姐李毓春,八姐是二房的,八姐夫當時是成都空軍大隊的大隊長,叫趙惠振,曾和陳納德的飛虎隊一起並肩作戰。哥哥找到他以後參加了空軍,後來參加滇緬印戰爭,還立過功,他們的飛機是兩個人的編制,有一次戰鬥中,他們的飛機在緬甸南部被日本飛機打傷,他們堅持飛回國境線,後來墜落在雲南野人山,飛機被樹杈掛住,他們倆僥倖撿回一條性命,爬了幾天幾夜,才總算是爬了回來。解放後,他過得很苦,也算是一生坎坷。
我的大姐,真要說起來,我們一家人還多虧了她。
家裡當時的情況,母親早死,父親身在淪陷區,爺爺也不在了,到百歲溪以後不久,我的姨媽也去世了。
二姐跟姨婆留在了百歲溪,大姐到太平溪中心小學教書,我和三妹、四妹都跟著大姐去了太平溪中心小學。從這一天起,我和三妹四妹就一直跟著大姐生活。
平時我住在學生公房,三妹四妹就跟著大姐住在她自己的一間小宿舍里。我在太平溪讀完了六年級下半學期。大姐後來又到宜昌分鄉場教書,我的三妹四妹是一直跟著大姐,從小學一直到初中畢業。
我姐姐這個人,最喜歡看書,還有彈風琴,她的風琴現在還放在我家裡,我彈風琴也是跟著她學的。她平常話不多,有時跟我一天也說不了兩句話,我在太平溪小學讀六下時,她還當過我的老師,教我算數課。平時上晚自習,她也不怎麼管我,也從不問我學得好或壞,當然我一般學得還都不錯。
那時的學校是在老百姓的家裡,有一次下課了,她和兩個老師站在廳屋門前閒談,我一個人在天井裡玩,旁邊有兩個學生打架,推推搡搡地撞到我身上,差點把我撞倒,我很生氣,上去就推那個學生。誰知大姐快步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我就使勁犟,一犟又疼啊,就只好跟著她走。她把我揪到她自己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就讓我跪下。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十二歲,這樣真切的挨打還是第一次。當時姐姐把我的耳朵揪得好疼,我心裡很不服氣,可跪在那裡又不敢犟。我辯解說:「我又沒惹他們,是他們先撞的我,我還不能還手嗎?」
「我知道你沒惹他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同學不對,你可以向老師報告嘛。你就不能忍一下嗎?你看你,好大的一個個子,你學過孔融讓梨沒有,做人要禮讓在先,你懂不懂?」姐姐說。
她這樣說,我也不敢頂嘴,只有把頭垂著。後來,姐姐拉我起來,摸了摸我的頭說:「以後要聽話,不要在學校里打架,好了,上課去吧!」
我這個人從小自尊心強,很記打。小時候爺爺教我學那個孔孟之道,打過我兩個手板子,在恩施過年的時候偷吃雞蛋,也挨過板子,但那都是虛拍,不疼的。唯一讓我疼得記住了的,就是這次揪耳朵。所以說我的家人裡面啊,唯一真正跟我斗過狠的,就是我的姐姐了。
1939年,我小學畢業。
1938年底,宜昌城已經是一片混亂,難民如潮,各種需轉移的物資堆積如山,飛機也會時常轟炸,每天都不得安生。
我們只好往鄉下搬,沿著南津關往上走,有一個紅溪,分為上紅溪和下紅溪,我們在中間住下。南津關上面是石牌,從石牌到南津關大概有30里,西陵峽從石牌到南津關是筆直的,一點彎都沒有,在中間位置的河西岸是平善壩,河東岸就是紅溪,這是兩塊凹進去的地域,其它都是懸崖陡壁,從那裡走過的時候,能看到山上斜長出來的樹,還有猴子在攀爬嬉戲。如果沒有戰爭,還真是一處很美麗的風景。
當時宜昌救濟院也搬了過去,姨媽也還在救濟院。我以為到了紅溪還能見到羅文玉,結果一問,在我們上次搬走時,羅文玉就被另外一家人領走了。
日本飛機天天都在轟炸,我開始失學在家,沒有讀書。
在紅溪住下不到兩個月,爺爺去世了,享年68歲。
雖然是抗戰時期,但爺爺的葬禮還是辦的非常隆重。那個時候,一般人的家裡死了人,遺體會在家裡停個三五天,但我們家不一樣,外祖母去世的時候,遺體在家裡停了一個月,爺爺去世的時候,遺體停了整整三個月。這三個月里,每天都有人來祭拜,很多都是爺爺的那些老部下,也不知道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
棺木自然也是特別講究,用九棵大樹製成,棺材蓋用了三棵樹,底板用了四棵,四邊用了兩棵。出葬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口小棺材,也做得很精緻,裡面放了差不多二十頂的清朝官帽和官服。兩口棺材封好,用兩艘木船出南津關到前坪,埋到後面的山上,是叫正巾山還是幕巾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爺爺去世以後,家裡也沒什麼人了,二姐是個老實人,三妹四妹還小,姨婆當時四十幾歲,人很細心,我們家的大事小事都由她來當家。一切安頓好後,我需要繼續讀書,但在紅溪和平善壩都沒有學校,所以還是要回到宜昌去上學。
當時的宜昌並不安全,基本上每天都有轟炸,武漢失守,很多人都在逃難。回到宜昌後,我們還是住在老屋。因為打戰,二伯母她們一家都已經搬走了,但三伯母還在。
直到這個時候,姨婆才把家裡那些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情慢慢講給我聽,比如說我本是姓李,李海安才是我真正的學名,東陵是小名,郭宗榮則是爺爺給取的名字,姓郭是因為跟了爺爺的姓,等等。逐漸地,這前前後後的經過,我慢慢都知道了,以前關於母親的一些疑惑,才最終得以了解,但再也沒有機會喊她一聲媽媽。
宜昌的中心小學在戰時搬到了前坪的三游洞附近。我在那裡從六上開始繼續上學。因為路途比較遠,所以小學也要寄宿,每周才能回家去住上一天。周六下午不上課,我就乘坐小貨輪迴家,周日的下午,再乘小貨輪返回到學校。
姨婆是十分細心的人。當時我十二歲,還算是小孩子,平時要獨自在學校,擔心因戰爭失散,姨婆給我做了個銀元板袋隨身攜帶,用厚帆布做成,大概十公分寬,有夾層。過去一般做生意的人都會用它。夾層裡面可以放現洋,裡面並排塞滿了,能裝四十多塊錢。再加上腰上也有一條。我平時隨身攜帶五六十塊錢以備萬一。再重就不行了,我也背不動。那時是初冬,我去讀書都穿著長袍子。
就這樣,每個周六下午我就背著銀元板袋坐船回家,周日再返回學校。
紅溪和前坪都沒有輪渡碼頭,也沒有躉船,小貨輪並不能緊靠岸邊,都是停在河裡儘量偏向岸邊,然後通過一個小木划子來回運人上下小貨輪。由於小木划子的兩頭是翹著的,船頭的一邊要翹的更高一些,所以上小貨輪時,最害怕的是在小木划子頭上站不穩,會有危險。
有一次星期六回家,我穿著長袍,背著銀元板袋,還挎著一包換洗的衣服,結果上小貨輪時真的就沒站穩,撲通一下子掉到江水裡去了。這個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掉下去以後,心裡並沒有覺得慌張,也沒嗆水。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奇怪,只記得我掉進水裡後,只一小會兒,就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把我往上一托,人又浮出來了。長江三峽的水流很急,掉下去時我在小木划子的船頭,冒出來時人已經在船尾了。當時也巧,划槳的人正好在後面,他看見我露出水面的頭髮,趕忙一把就給我抓了上來。輪船上的人也都慌了,馬上圍過來兩人,把我接到小貨輪上去。後來仔細想想,三峽下面都是礁石,我身上又帶著銀元,份量很重下沉也快,可能恰好碰到了向上長的礁石,所以下意識的腳一踹,很快就沖了上來。
我每周都坐這一艘小貨輪,船上的人雖不算非常熟悉,但也都知道我。他們讓我脫掉衣服烤烤火,我不肯,因為知道自己身上有錢,又是小孩子,我不敢把板袋露出來。他們看我不願意脫衣服,也沒有再堅持,就讓我穿著衣服幫忙擰水,接著把我帶到下面燒鍋爐的地方,讓我儘量烘乾衣服,暖和一下身子。
船到紅溪以後,小木划子又來接人,船上的人把我送到小木劃上,還特意跟船夫交待:「這孩子掉水裡去了,你趕快把他送回家去換衣服。」
船夫一直把我送回了家,姨婆非常感謝他,請他進屋坐,還拿了些東西出來想感謝他,可他怎麼說也不要,很快就走了。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劃小木划子的人也好,小貨輪上的工人也好,他們估計並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也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他們幫助我的這種善意,沒有任何的功利色彩,當時民眾的那種淳樸和善良,我現在一想起來仍是非常的感動。
回到家以後,姨婆把我的衣服換下,在神龕前點上香磕頭,感謝天地的恩惠,保佑我大難不死。那時老百姓的家裡大都有神龕,牌位上一般寫著:「天地君親師」。農村里很多都是這五個字,城市裡更開明一些,大都改成:「天地國親師」。就不是「君」了。君,是指皇帝一個人,改成國字,則是強調國家。
這五個字還是很有講究的。「天地君親師」的思想發端於戰國時期的《國語》,形成於《荀子》。明朝後期以來,崇奉「天地君親師」就一直在民間廣為流行。清雍正時期,又以國家的名義把供奉「天地君親師」的形式確定下來。到民國才慢慢再衍變出「天地國親師」。
「天」指上天,祭天為順服天意;「地」指整個地球,人類的一切生存所需,包括糧食、衣服、住所都取之於地,當然值得我們去尊重去愛惜;「君」指皇上,民國以後慢慢改成「國」了,「國」是指國家,忠於自己的國家,是深入人心的道理;「親」是屬於孝悌仁義的範疇,也就是說,對長輩要孝順,對同輩要友好,對晚輩要慈愛,夫妻之間要有禮遇,不光是血親,即便對朋友也要講仁義,相互尊重;「師」指師道尊嚴。這五個字講的都是做人的根本。
牌位上五個字的寫法,也是頗有講究。「天地」二字要寫得很寬,取天寬地闊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須封嚴,不能留口,謂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亂開;「親」(親)字的目字不能封嚴,謂親不閉目;「師」(師)字不寫左邊上方之短撇,謂師不當撇(撇開)。
在字體大小上,「地」不能大過「天」,「國」要看上去跟「地」一般大小,「親」與「師」則字體略小。在牌位上寫「天」必須站著寫,寫「地」則必須坐著寫,以前的這些規矩還是很多的。
不過要說起來,現在有些老師也變了,今天給學生發個資料,明天辦個補習班,每個人要收多少錢,一切都是向錢看,這種人我們就不去說他了。
這一次我掉進河裡,還好有驚無險。小孩子並不覺得怎樣,姨婆可是很重視,這算是大難不死,她托人帶口信到學校,幫我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然後又請了好些道士,在家裡為我做了七天的齋(不知為什麼請的是道士,而不是和尚?)。主要就是感謝天地的保佑,神靈的庇護,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其實如果要細算,在恩施躲過郵政局的炸彈,算是第一次大難不死,這次掉進長江被救起來,要算是第二次了。
做完七天的齋,我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六上還沒有讀完,日軍就逼近宜昌了,宜昌即將失守,我們又坐著木船逃難。這次是跟著姨媽一起,救濟院搬到哪裡,我們也搬到哪裡。從紅溪坐木船到石牌後,有一個直角右轉彎,再經南陀左轉過去一點就是下岸溪,我們就在那裡落腳。
南陀離下岸溪還有大概七八里,走瞿塘峽到西陵峽這一帶,下水的話,要經過曳灘,青灘,通嶺,到南陀。此地素有「南陀三漩」的說法。「南陀三漩」既是個風景區,也是三峽流域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如果你坐船從此過,走上水需要人力拉縴,如果走下水,那船工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技術才行,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大木船,在那裡也都要請當地有經驗的人來掌舵。過「南陀三漩」,船必須順著水流轉圈,轉圈時水會比船還高,轉完第一個漩上來繼續轉第二個漩,一共轉三個圈才能轉出去,如果你害怕那三個漩,慌忙之中想往旁邊躲,那船非出事不可。
在下岸溪並沒住多久,飛機轟炸的很厲害,我們緊接著又搬了家。經羅田溪,過武廂廟,太平溪,再到百歲溪,就在這裡安頓了下來。救濟院在百歲溪的街上,街上靠江邊住著有二三十戶人家,我們住的地方在百歲溪裡面,還要走兩三里路,那裡有一座大房子。
當時湖北的農村都是單家獨戶的,有時要隔上一里路才會有一戶人家。我們住的那處房子很大,四處都很幽靜,可能屬於當時的地主家庭,老闆姓付,是個非常老實的人。因為當時宜昌逃難的人基本都搬到了三斗坪,所以付老闆的兒子和媳婦都在三斗坪做生意,他們開一個小飯館,家裡面只有付老闆兩夫妻。
大姐這時也高中畢業回來了。姨婆帶著我們住在靠後面的房間,前面的大房間,住著救濟院的院長張青夫一家人。雖然是逃難,但他們的家具都是齊全的,穿衣鏡、大衣櫃、書台都有。我們就是幾口大箱子,屋裡只有兩張床,大姐和姨婆睡一張床,二姐三妹四妹三個人擠一張床,我就在地上打地鋪。
飛機的轟炸仍是非常頻繁。飛機一般從南津關進去,走石牌轉彎,到南坨、通嶺、青灘這幾個彎,青灘算是西陵峽的中段,飛機都飛得很低,基本在山下沿著江面飛,用機槍沿江掃射,那時候,我們小孩子貪玩不懂事,經常跑到外面去看,飛機在前面時,我們就看它掃射,飛到跟前我們再往石頭後面一躲,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雖然也知道飛機曾在兩岸打死了不少人。
當時抗日的九十四軍就駐紮在百歲溪,軍長叫李及蘭,副軍長兼121師的師長叫牟廷芳。後來在1948年時,我又碰見過牟廷芳,還和他打過一次交道。
上海洪幫有一個大哥叫澤明江,也逃難到了三斗坪。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救濟院院長張青夫,實際上也是宜昌洪幫的一個大哥,他就請澤明江到家裡來玩。
這時張青夫就在付家擺香堂,也就是收兄弟。收兄弟先要學習禮節,洪幫的兄弟禮節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握個手、鞠個躬、或者是磕頭之類,洪門行禮叫做「扯拐子」,雙腿擺做騎馬樁式,右腿向前躬起,左腿半跪不跪,膝蓋不能落地。洪門源於反清復明,雙腿的這種姿勢,也源於古代軍人在馬上或馬下因周身甲冑不便行大禮,所以就用騎馬樁式行軍禮。
手指的姿勢也很有講究。右手伸出去,大拇指與食指成圓形,代表「在園」,也就是洪門中人,剩下三指伸直,小指是第一把香,無名指是第二把香,中指是第三把香,食指因為彎曲,和三個直伸的手指平行只有半截,代表「半把香」,這個姿勢叫做三把半香,左手壓在右手腕上,這樣來行禮。
洪門「三把半香」是有典故的。第一把香叫忠義香,羊角哀,左伯桃捨命全交共存亡;第二把香叫仁義香,桃園結義劉、關、張;第三把香叫根本香,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半把香叫威風香,鎖五龍單通一命亡,秦叔寶哭回半把香。
看見他們這樣行拐子禮,我也好奇在旁邊學。他們看到並不生氣,都認為這個小鬼有意思,扯拐子的姿勢都比他們扯的好看一些。那時候,我的塊頭已經挺大了,也有差不多十二歲。他們都挺喜歡我的,要招我入幫會,特別是張青夫,要我做他的小老么。
什麼叫小老么呢?這就要說到洪幫排輩分的規矩:洪門內部層次為「十排」和「內外八堂」,比如外八堂,依次有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花官六爺、賢牌八爺、江口九爺、牌把十爺,洪門內男子禁用四、七排位,所以四、七兩個位子或空缺,或是由女子擔任。我是新加入的,年紀又最小,就叫做麼滿十排,也就是小老么了。
以前碰到張院長,要喊張伯伯,入香堂以後,就要喊他張大哥。因為洪門中人以兄弟相稱,所以也有「大哥不大,麼滿不小」的說法。當然我也知道,他們還都是把我當小孩子,雖然喜歡我參加,也並不一定很真心,但說起來,我也算是洪幫成員了。
我們家裡六個兄弟姊妹,個性都很不一樣。
我的哥哥人很隨和,也很聰明,就是有些貪玩。因為我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所以小時候跟他接觸並不多,最初還都是喊他表哥。我的哥哥一生很艱難,在抗戰的時候,大哥七高畢業後,直接去成都找到我的八姐李毓春,八姐是二房的,八姐夫當時是成都空軍大隊的大隊長,叫趙惠振,曾和陳納德的飛虎隊一起並肩作戰。哥哥找到他以後參加了空軍,後來參加滇緬印戰爭,還立過功,他們的飛機是兩個人的編制,有一次戰鬥中,他們的飛機在緬甸南部被日本飛機打傷,他們堅持飛回國境線,後來墜落在雲南野人山,飛機被樹杈掛住,他們倆僥倖撿回一條性命,爬了幾天幾夜,才總算是爬了回來。解放後,他過得很苦,也算是一生坎坷。
我的大姐,真要說起來,我們一家人還多虧了她。
家裡當時的情況,母親早死,父親身在淪陷區,爺爺也不在了,到百歲溪以後不久,我的姨媽也去世了。
二姐跟姨婆留在了百歲溪,大姐到太平溪中心小學教書,我和三妹、四妹都跟著大姐去了太平溪中心小學。從這一天起,我和三妹四妹就一直跟著大姐生活。
平時我住在學生公房,三妹四妹就跟著大姐住在她自己的一間小宿舍里。我在太平溪讀完了六年級下半學期。大姐後來又到宜昌分鄉場教書,我的三妹四妹是一直跟著大姐,從小學一直到初中畢業。
我姐姐這個人,最喜歡看書,還有彈風琴,她的風琴現在還放在我家裡,我彈風琴也是跟著她學的。她平常話不多,有時跟我一天也說不了兩句話,我在太平溪小學讀六下時,她還當過我的老師,教我算數課。平時上晚自習,她也不怎麼管我,也從不問我學得好或壞,當然我一般學得還都不錯。
那時的學校是在老百姓的家裡,有一次下課了,她和兩個老師站在廳屋門前閒談,我一個人在天井裡玩,旁邊有兩個學生打架,推推搡搡地撞到我身上,差點把我撞倒,我很生氣,上去就推那個學生。誰知大姐快步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我就使勁犟,一犟又疼啊,就只好跟著她走。她把我揪到她自己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就讓我跪下。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十二歲,這樣真切的挨打還是第一次。當時姐姐把我的耳朵揪得好疼,我心裡很不服氣,可跪在那裡又不敢犟。我辯解說:「我又沒惹他們,是他們先撞的我,我還不能還手嗎?」
「我知道你沒惹他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同學不對,你可以向老師報告嘛。你就不能忍一下嗎?你看你,好大的一個個子,你學過孔融讓梨沒有,做人要禮讓在先,你懂不懂?」姐姐說。
她這樣說,我也不敢頂嘴,只有把頭垂著。後來,姐姐拉我起來,摸了摸我的頭說:「以後要聽話,不要在學校里打架,好了,上課去吧!」
我這個人從小自尊心強,很記打。小時候爺爺教我學那個孔孟之道,打過我兩個手板子,在恩施過年的時候偷吃雞蛋,也挨過板子,但那都是虛拍,不疼的。唯一讓我疼得記住了的,就是這次揪耳朵。所以說我的家人裡面啊,唯一真正跟我斗過狠的,就是我的姐姐了。
1939年,我小學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