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逃難
宜昌距離武漢只有300多公里，武漢失守後，宜昌被頂到了日軍兵鋒的前沿，宜昌地處長江咽喉，是擋住日軍侵入四川大後方的必經之地，當時國內很多人員和戰略物資都要經由宜昌轉往四川。
1938年底，宜昌城已經是一片混亂，難民如潮，各種需轉移的物資堆積如山，飛機也會時常轟炸，每天都不得安生。
我們只好往鄉下搬，沿著南津關往上走，有一個紅溪，分為上紅溪和下紅溪，我們在中間住下。南津關上面是石牌，從石牌到南津關大概有30里，西陵峽從石牌到南津關是筆直的，一點彎都沒有，在中間位置的河西岸是平善壩，河東岸就是紅溪，這是兩塊凹進去的地域，其它都是懸崖陡壁，從那裡走過的時候，能看到山上斜長出來的樹，還有猴子在攀爬嬉戲。如果沒有戰爭，還真是一處很美麗的風景。
當時宜昌救濟院也搬了過去，姨媽也還在救濟院。我以為到了紅溪還能見到羅文玉，結果一問，在我們上次搬走時，羅文玉就被另外一家人領走了。
日本飛機天天都在轟炸，我開始失學在家，沒有讀書。
在紅溪住下不到兩個月，爺爺去世了，享年68歲。
雖然是抗戰時期，但爺爺的葬禮還是辦的非常隆重。那個時候，一般人的家裡死了人，遺體會在家裡停個三五天，但我們家不一樣，外祖母去世的時候，遺體在家裡停了一個月，爺爺去世的時候，遺體停了整整三個月。這三個月里，每天都有人來祭拜，很多都是爺爺的那些老部下，也不知道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
棺木自然也是特別講究，用九棵大樹製成，棺材蓋用了三棵樹，底板用了四棵，四邊用了兩棵。出葬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口小棺材，也做得很精緻，裡面放了差不多二十頂的清朝官帽和官服。兩口棺材封好，用兩艘木船出南津關到前坪，埋到後面的山上，是叫正巾山還是幕巾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爺爺去世以後，家裡也沒什麼人了，二姐是個老實人，三妹四妹還小，姨婆當時四十幾歲，人很細心，我們家的大事小事都由她來當家。一切安頓好後，我需要繼續讀書，但在紅溪和平善壩都沒有學校，所以還是要回到宜昌去上學。
當時的宜昌並不安全，基本上每天都有轟炸，武漢失守，很多人都在逃難。回到宜昌後，我們還是住在老屋。因為打戰，二伯母她們一家都已經搬走了，但三伯母還在。
直到這個時候，姨婆才把家裡那些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情慢慢講給我聽，比如說我本是姓李，李海安才是我真正的學名，東陵是小名，郭宗榮則是爺爺給取的名字，姓郭是因為跟了爺爺的姓，等等。逐漸地，這前前後後的經過，我慢慢都知道了，以前關於母親的一些疑惑，才最終得以了解，但再也沒有機會喊她一聲媽媽。
宜昌的中心小學在戰時搬到了前坪的三游洞附近。我在那裡從六上開始繼續上學。因為路途比較遠，所以小學也要寄宿，每周才能回家去住上一天。周六下午不上課，我就乘坐小貨輪迴家，周日的下午，再乘小貨輪返回到學校。
姨婆是十分細心的人。當時我十二歲，還算是小孩子，平時要獨自在學校，擔心因戰爭失散，姨婆給我做了個銀元板袋隨身攜帶，用厚帆布做成，大概十公分寬，有夾層。過去一般做生意的人都會用它。夾層裡面可以放現洋，裡面並排塞滿了，能裝四十多塊錢。再加上腰上也有一條。我平時隨身攜帶五六十塊錢以備萬一。再重就不行了，我也背不動。那時是初冬，我去讀書都穿著長袍子。
就這樣，每個周六下午我就背著銀元板袋坐船回家，周日再返回學校。
紅溪和前坪都沒有輪渡碼頭，也沒有躉船，小貨輪並不能緊靠岸邊，都是停在河裡儘量偏向岸邊，然後通過一個小木划子來回運人上下小貨輪。由於小木划子的兩頭是翹著的，船頭的一邊要翹的更高一些，所以上小貨輪時，最害怕的是在小木划子頭上站不穩，會有危險。
有一次星期六回家，我穿著長袍，背著銀元板袋，還挎著一包換洗的衣服，結果上小貨輪時真的就沒站穩，撲通一下子掉到江水裡去了。這個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掉下去以後，心裡並沒有覺得慌張，也沒嗆水。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奇怪，只記得我掉進水裡後，只一小會兒，就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把我往上一托，人又浮出來了。長江三峽的水流很急，掉下去時我在小木划子的船頭，冒出來時人已經在船尾了。當時也巧，划槳的人正好在後面，他看見我露出水面的頭髮，趕忙一把就給我抓了上來。輪船上的人也都慌了，馬上圍過來兩人，把我接到小貨輪上去。後來仔細想想，三峽下面都是礁石，我身上又帶著銀元，份量很重下沉也快，可能恰好碰到了向上長的礁石，所以下意識的腳一踹，很快就沖了上來。
我每周都坐這一艘小貨輪，船上的人雖不算非常熟悉，但也都知道我。他們讓我脫掉衣服烤烤火，我不肯，因為知道自己身上有錢，又是小孩子，我不敢把板袋露出來。他們看我不願意脫衣服，也沒有再堅持，就讓我穿著衣服幫忙擰水，接著把我帶到下面燒鍋爐的地方，讓我儘量烘乾衣服，暖和一下身子。
船到紅溪以後，小木划子又來接人，船上的人把我送到小木劃上，還特意跟船夫交待：「這孩子掉水裡去了，你趕快把他送回家去換衣服。」
船夫一直把我送回了家，姨婆非常感謝他，請他進屋坐，還拿了些東西出來想感謝他，可他怎麼說也不要，很快就走了。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劃小木划子的人也好，小貨輪上的工人也好，他們估計並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也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他們幫助我的這種善意，沒有任何的功利色彩，當時民眾的那種淳樸和善良，我現在一想起來仍是非常的感動。
回到家以後，姨婆把我的衣服換下，在神龕前點上香磕頭，感謝天地的恩惠，保佑我大難不死。那時老百姓的家裡大都有神龕，牌位上一般寫著：「天地君親師」。農村里很多都是這五個字，城市裡更開明一些，大都改成：「天地國親師」。就不是「君」了。君，是指皇帝一個人，改成國字，則是強調國家。
這五個字還是很有講究的。「天地君親師」的思想發端於戰國時期的《國語》，形成於《荀子》。明朝後期以來，崇奉「天地君親師」就一直在民間廣為流行。清雍正時期，又以國家的名義把供奉「天地君親師」的形式確定下來。到民國才慢慢再衍變出「天地國親師」。
「天」指上天，祭天為順服天意；「地」指整個地球，人類的一切生存所需，包括糧食、衣服、住所都取之於地，當然值得我們去尊重去愛惜；「君」指皇上，民國以後慢慢改成「國」了，「國」是指國家，忠於自己的國家，是深入人心的道理；「親」是屬於孝悌仁義的範疇，也就是說，對長輩要孝順，對同輩要友好，對晚輩要慈愛，夫妻之間要有禮遇，不光是血親，即便對朋友也要講仁義，相互尊重；「師」指師道尊嚴。這五個字講的都是做人的根本。
牌位上五個字的寫法，也是頗有講究。「天地」二字要寫得很寬，取天寬地闊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須封嚴，不能留口，謂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亂開；「親」（親）字的目字不能封嚴，謂親不閉目；「師」（師）字不寫左邊上方之短撇，謂師不當撇（撇開）。
在字體大小上，「地」不能大過「天」，「國」要看上去跟「地」一般大小，「親」與「師」則字體略小。在牌位上寫「天」必須站著寫，寫「地」則必須坐著寫，以前的這些規矩還是很多的。
不過要說起來，現在有些老師也變了，今天給學生發個資料，明天辦個補習班，每個人要收多少錢，一切都是向錢看，這種人我們就不去說他了。
這一次我掉進河裡，還好有驚無險。小孩子並不覺得怎樣，姨婆可是很重視，這算是大難不死，她托人帶口信到學校，幫我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然後又請了好些道士，在家裡為我做了七天的齋（不知為什麼請的是道士，而不是和尚？）。主要就是感謝天地的保佑，神靈的庇護，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其實如果要細算，在恩施躲過郵政局的炸彈，算是第一次大難不死，這次掉進長江被救起來，要算是第二次了。
做完七天的齋，我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六上還沒有讀完，日軍就逼近宜昌了，宜昌即將失守，我們又坐著木船逃難。這次是跟著姨媽一起，救濟院搬到哪裡，我們也搬到哪裡。從紅溪坐木船到石牌後，有一個直角右轉彎，再經南陀左轉過去一點就是下岸溪，我們就在那裡落腳。
南陀離下岸溪還有大概七八里，走瞿塘峽到西陵峽這一帶，下水的話，要經過曳灘，青灘，通嶺，到南陀。此地素有「南陀三漩」的說法。「南陀三漩」既是個風景區，也是三峽流域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如果你坐船從此過，走上水需要人力拉縴，如果走下水，那船工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技術才行，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大木船，在那裡也都要請當地有經驗的人來掌舵。過「南陀三漩」，船必須順著水流轉圈，轉圈時水會比船還高，轉完第一個漩上來繼續轉第二個漩，一共轉三個圈才能轉出去，如果你害怕那三個漩，慌忙之中想往旁邊躲，那船非出事不可。
在下岸溪並沒住多久，飛機轟炸的很厲害，我們緊接著又搬了家。經羅田溪，過武廂廟，太平溪，再到百歲溪，就在這裡安頓了下來。救濟院在百歲溪的街上，街上靠江邊住著有二三十戶人家，我們住的地方在百歲溪裡面，還要走兩三里路，那裡有一座大房子。
當時湖北的農村都是單家獨戶的，有時要隔上一里路才會有一戶人家。我們住的那處房子很大，四處都很幽靜，可能屬於當時的地主家庭，老闆姓付，是個非常老實的人。因為當時宜昌逃難的人基本都搬到了三斗坪，所以付老闆的兒子和媳婦都在三斗坪做生意，他們開一個小飯館，家裡面只有付老闆兩夫妻。
大姐這時也高中畢業回來了。姨婆帶著我們住在靠後面的房間，前面的大房間，住著救濟院的院長張青夫一家人。雖然是逃難，但他們的家具都是齊全的，穿衣鏡、大衣櫃、書台都有。我們就是幾口大箱子，屋裡只有兩張床，大姐和姨婆睡一張床，二姐三妹四妹三個人擠一張床，我就在地上打地鋪。
飛機的轟炸仍是非常頻繁。飛機一般從南津關進去，走石牌轉彎，到南坨、通嶺、青灘這幾個彎，青灘算是西陵峽的中段，飛機都飛得很低，基本在山下沿著江面飛，用機槍沿江掃射，那時候，我們小孩子貪玩不懂事，經常跑到外面去看，飛機在前面時，我們就看它掃射，飛到跟前我們再往石頭後面一躲，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雖然也知道飛機曾在兩岸打死了不少人。
當時抗日的九十四軍就駐紮在百歲溪，軍長叫李及蘭，副軍長兼121師的師長叫牟廷芳。後來在1948年時，我又碰見過牟廷芳，還和他打過一次交道。
上海洪幫有一個大哥叫澤明江，也逃難到了三斗坪。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救濟院院長張青夫，實際上也是宜昌洪幫的一個大哥，他就請澤明江到家裡來玩。
這時張青夫就在付家擺香堂，也就是收兄弟。收兄弟先要學習禮節，洪幫的兄弟禮節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握個手、鞠個躬、或者是磕頭之類，洪門行禮叫做「扯拐子」，雙腿擺做騎馬樁式，右腿向前躬起，左腿半跪不跪，膝蓋不能落地。洪門源於反清復明，雙腿的這種姿勢，也源於古代軍人在馬上或馬下因周身甲冑不便行大禮，所以就用騎馬樁式行軍禮。
手指的姿勢也很有講究。右手伸出去，大拇指與食指成圓形，代表「在園」，也就是洪門中人，剩下三指伸直，小指是第一把香，無名指是第二把香，中指是第三把香，食指因為彎曲，和三個直伸的手指平行只有半截，代表「半把香」，這個姿勢叫做三把半香，左手壓在右手腕上，這樣來行禮。
洪門「三把半香」是有典故的。第一把香叫忠義香，羊角哀，左伯桃捨命全交共存亡；第二把香叫仁義香，桃園結義劉、關、張；第三把香叫根本香，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半把香叫威風香，鎖五龍單通一命亡，秦叔寶哭回半把香。
看見他們這樣行拐子禮，我也好奇在旁邊學。他們看到並不生氣，都認為這個小鬼有意思，扯拐子的姿勢都比他們扯的好看一些。那時候，我的塊頭已經挺大了，也有差不多十二歲。他們都挺喜歡我的，要招我入幫會，特別是張青夫，要我做他的小老么。
什麼叫小老么呢？這就要說到洪幫排輩分的規矩：洪門內部層次為「十排」和「內外八堂」，比如外八堂，依次有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花官六爺、賢牌八爺、江口九爺、牌把十爺，洪門內男子禁用四、七排位，所以四、七兩個位子或空缺，或是由女子擔任。我是新加入的，年紀又最小，就叫做麼滿十排，也就是小老么了。
以前碰到張院長，要喊張伯伯，入香堂以後，就要喊他張大哥。因為洪門中人以兄弟相稱，所以也有「大哥不大，麼滿不小」的說法。當然我也知道，他們還都是把我當小孩子，雖然喜歡我參加，也並不一定很真心，但說起來，我也算是洪幫成員了。
我們家裡六個兄弟姊妹，個性都很不一樣。
我的哥哥人很隨和，也很聰明，就是有些貪玩。因為我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所以小時候跟他接觸並不多，最初還都是喊他表哥。我的哥哥一生很艱難，在抗戰的時候，大哥七高畢業後，直接去成都找到我的八姐李毓春，八姐是二房的，八姐夫當時是成都空軍大隊的大隊長，叫趙惠振，曾和陳納德的飛虎隊一起並肩作戰。哥哥找到他以後參加了空軍，後來參加滇緬印戰爭，還立過功，他們的飛機是兩個人的編制，有一次戰鬥中，他們的飛機在緬甸南部被日本飛機打傷，他們堅持飛回國境線，後來墜落在雲南野人山，飛機被樹杈掛住，他們倆僥倖撿回一條性命，爬了幾天幾夜，才總算是爬了回來。解放後，他過得很苦，也算是一生坎坷。
我的大姐，真要說起來，我們一家人還多虧了她。
家裡當時的情況，母親早死，父親身在淪陷區，爺爺也不在了，到百歲溪以後不久，我的姨媽也去世了。
二姐跟姨婆留在了百歲溪，大姐到太平溪中心小學教書，我和三妹、四妹都跟著大姐去了太平溪中心小學。從這一天起，我和三妹四妹就一直跟著大姐生活。
平時我住在學生公房，三妹四妹就跟著大姐住在她自己的一間小宿舍里。我在太平溪讀完了六年級下半學期。大姐後來又到宜昌分鄉場教書，我的三妹四妹是一直跟著大姐，從小學一直到初中畢業。
我姐姐這個人，最喜歡看書，還有彈風琴，她的風琴現在還放在我家裡，我彈風琴也是跟著她學的。她平常話不多，有時跟我一天也說不了兩句話，我在太平溪小學讀六下時，她還當過我的老師，教我算數課。平時上晚自習，她也不怎麼管我，也從不問我學得好或壞，當然我一般學得還都不錯。
那時的學校是在老百姓的家裡，有一次下課了，她和兩個老師站在廳屋門前閒談，我一個人在天井裡玩，旁邊有兩個學生打架，推推搡搡地撞到我身上，差點把我撞倒，我很生氣，上去就推那個學生。誰知大姐快步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我就使勁犟，一犟又疼啊，就只好跟著她走。她把我揪到她自己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就讓我跪下。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十二歲，這樣真切的挨打還是第一次。當時姐姐把我的耳朵揪得好疼，我心裡很不服氣，可跪在那裡又不敢犟。我辯解說：「我又沒惹他們，是他們先撞的我，我還不能還手嗎？」
「我知道你沒惹他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同學不對，你可以向老師報告嘛。你就不能忍一下嗎？你看你，好大的一個個子，你學過孔融讓梨沒有，做人要禮讓在先，你懂不懂？」姐姐說。
她這樣說，我也不敢頂嘴，只有把頭垂著。後來，姐姐拉我起來，摸了摸我的頭說：「以後要聽話，不要在學校里打架，好了，上課去吧！」
我這個人從小自尊心強，很記打。小時候爺爺教我學那個孔孟之道，打過我兩個手板子，在恩施過年的時候偷吃雞蛋，也挨過板子，但那都是虛拍，不疼的。唯一讓我疼得記住了的，就是這次揪耳朵。所以說我的家人裡面啊，唯一真正跟我斗過狠的，就是我的姐姐了。
1939年，我小學畢業。
1938年底，宜昌城已經是一片混亂，難民如潮，各種需轉移的物資堆積如山，飛機也會時常轟炸，每天都不得安生。
我們只好往鄉下搬，沿著南津關往上走，有一個紅溪，分為上紅溪和下紅溪，我們在中間住下。南津關上面是石牌，從石牌到南津關大概有30里，西陵峽從石牌到南津關是筆直的，一點彎都沒有，在中間位置的河西岸是平善壩，河東岸就是紅溪，這是兩塊凹進去的地域，其它都是懸崖陡壁，從那裡走過的時候，能看到山上斜長出來的樹，還有猴子在攀爬嬉戲。如果沒有戰爭，還真是一處很美麗的風景。
當時宜昌救濟院也搬了過去，姨媽也還在救濟院。我以為到了紅溪還能見到羅文玉，結果一問，在我們上次搬走時，羅文玉就被另外一家人領走了。
日本飛機天天都在轟炸，我開始失學在家，沒有讀書。
在紅溪住下不到兩個月，爺爺去世了，享年68歲。
雖然是抗戰時期，但爺爺的葬禮還是辦的非常隆重。那個時候，一般人的家裡死了人，遺體會在家裡停個三五天，但我們家不一樣，外祖母去世的時候，遺體在家裡停了一個月，爺爺去世的時候，遺體停了整整三個月。這三個月里，每天都有人來祭拜，很多都是爺爺的那些老部下，也不知道在當時的那種情況下，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
棺木自然也是特別講究，用九棵大樹製成，棺材蓋用了三棵樹，底板用了四棵，四邊用了兩棵。出葬的時候，另外還有一口小棺材，也做得很精緻，裡面放了差不多二十頂的清朝官帽和官服。兩口棺材封好，用兩艘木船出南津關到前坪，埋到後面的山上，是叫正巾山還是幕巾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爺爺去世以後，家裡也沒什麼人了，二姐是個老實人，三妹四妹還小，姨婆當時四十幾歲，人很細心，我們家的大事小事都由她來當家。一切安頓好後，我需要繼續讀書，但在紅溪和平善壩都沒有學校，所以還是要回到宜昌去上學。
當時的宜昌並不安全，基本上每天都有轟炸，武漢失守，很多人都在逃難。回到宜昌後，我們還是住在老屋。因為打戰，二伯母她們一家都已經搬走了，但三伯母還在。
直到這個時候，姨婆才把家裡那些原本我不知道的事情慢慢講給我聽，比如說我本是姓李，李海安才是我真正的學名，東陵是小名，郭宗榮則是爺爺給取的名字，姓郭是因為跟了爺爺的姓，等等。逐漸地，這前前後後的經過，我慢慢都知道了，以前關於母親的一些疑惑，才最終得以了解，但再也沒有機會喊她一聲媽媽。
宜昌的中心小學在戰時搬到了前坪的三游洞附近。我在那裡從六上開始繼續上學。因為路途比較遠，所以小學也要寄宿，每周才能回家去住上一天。周六下午不上課，我就乘坐小貨輪迴家，周日的下午，再乘小貨輪返回到學校。
姨婆是十分細心的人。當時我十二歲，還算是小孩子，平時要獨自在學校，擔心因戰爭失散，姨婆給我做了個銀元板袋隨身攜帶，用厚帆布做成，大概十公分寬，有夾層。過去一般做生意的人都會用它。夾層裡面可以放現洋，裡面並排塞滿了，能裝四十多塊錢。再加上腰上也有一條。我平時隨身攜帶五六十塊錢以備萬一。再重就不行了，我也背不動。那時是初冬，我去讀書都穿著長袍子。
就這樣，每個周六下午我就背著銀元板袋坐船回家，周日再返回學校。
紅溪和前坪都沒有輪渡碼頭，也沒有躉船，小貨輪並不能緊靠岸邊，都是停在河裡儘量偏向岸邊，然後通過一個小木划子來回運人上下小貨輪。由於小木划子的兩頭是翹著的，船頭的一邊要翹的更高一些，所以上小貨輪時，最害怕的是在小木划子頭上站不穩，會有危險。
有一次星期六回家，我穿著長袍，背著銀元板袋，還挎著一包換洗的衣服，結果上小貨輪時真的就沒站穩，撲通一下子掉到江水裡去了。這個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掉下去以後，心裡並沒有覺得慌張，也沒嗆水。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奇怪，只記得我掉進水裡後，只一小會兒，就覺得有個什麼東西把我往上一托，人又浮出來了。長江三峽的水流很急，掉下去時我在小木划子的船頭，冒出來時人已經在船尾了。當時也巧，划槳的人正好在後面，他看見我露出水面的頭髮，趕忙一把就給我抓了上來。輪船上的人也都慌了，馬上圍過來兩人，把我接到小貨輪上去。後來仔細想想，三峽下面都是礁石，我身上又帶著銀元，份量很重下沉也快，可能恰好碰到了向上長的礁石，所以下意識的腳一踹，很快就沖了上來。
我每周都坐這一艘小貨輪，船上的人雖不算非常熟悉，但也都知道我。他們讓我脫掉衣服烤烤火，我不肯，因為知道自己身上有錢，又是小孩子，我不敢把板袋露出來。他們看我不願意脫衣服，也沒有再堅持，就讓我穿著衣服幫忙擰水，接著把我帶到下面燒鍋爐的地方，讓我儘量烘乾衣服，暖和一下身子。
船到紅溪以後，小木划子又來接人，船上的人把我送到小木劃上，還特意跟船夫交待：「這孩子掉水裡去了，你趕快把他送回家去換衣服。」
船夫一直把我送回了家，姨婆非常感謝他，請他進屋坐，還拿了些東西出來想感謝他，可他怎麼說也不要，很快就走了。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劃小木划子的人也好，小貨輪上的工人也好，他們估計並沒有讀過很多的書，也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但他們幫助我的這種善意，沒有任何的功利色彩，當時民眾的那種淳樸和善良，我現在一想起來仍是非常的感動。
回到家以後，姨婆把我的衣服換下，在神龕前點上香磕頭，感謝天地的恩惠，保佑我大難不死。那時老百姓的家裡大都有神龕，牌位上一般寫著：「天地君親師」。農村里很多都是這五個字，城市裡更開明一些，大都改成：「天地國親師」。就不是「君」了。君，是指皇帝一個人，改成國字，則是強調國家。
這五個字還是很有講究的。「天地君親師」的思想發端於戰國時期的《國語》，形成於《荀子》。明朝後期以來，崇奉「天地君親師」就一直在民間廣為流行。清雍正時期，又以國家的名義把供奉「天地君親師」的形式確定下來。到民國才慢慢再衍變出「天地國親師」。
「天」指上天，祭天為順服天意；「地」指整個地球，人類的一切生存所需，包括糧食、衣服、住所都取之於地，當然值得我們去尊重去愛惜；「君」指皇上，民國以後慢慢改成「國」了，「國」是指國家，忠於自己的國家，是深入人心的道理；「親」是屬於孝悌仁義的範疇，也就是說，對長輩要孝順，對同輩要友好，對晚輩要慈愛，夫妻之間要有禮遇，不光是血親，即便對朋友也要講仁義，相互尊重；「師」指師道尊嚴。這五個字講的都是做人的根本。
牌位上五個字的寫法，也是頗有講究。「天地」二字要寫得很寬，取天寬地闊之意；「君」字下面的口字必須封嚴，不能留口，謂君子一言九鼎，不能亂開；「親」（親）字的目字不能封嚴，謂親不閉目；「師」（師）字不寫左邊上方之短撇，謂師不當撇（撇開）。
在字體大小上，「地」不能大過「天」，「國」要看上去跟「地」一般大小，「親」與「師」則字體略小。在牌位上寫「天」必須站著寫，寫「地」則必須坐著寫，以前的這些規矩還是很多的。
不過要說起來，現在有些老師也變了，今天給學生發個資料，明天辦個補習班，每個人要收多少錢，一切都是向錢看，這種人我們就不去說他了。
這一次我掉進河裡，還好有驚無險。小孩子並不覺得怎樣，姨婆可是很重視，這算是大難不死，她托人帶口信到學校，幫我請了一個禮拜的假，然後又請了好些道士，在家裡為我做了七天的齋（不知為什麼請的是道士，而不是和尚？）。主要就是感謝天地的保佑，神靈的庇護，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其實如果要細算，在恩施躲過郵政局的炸彈，算是第一次大難不死，這次掉進長江被救起來，要算是第二次了。
做完七天的齋，我又回到學校繼續讀書。
六上還沒有讀完，日軍就逼近宜昌了，宜昌即將失守，我們又坐著木船逃難。這次是跟著姨媽一起，救濟院搬到哪裡，我們也搬到哪裡。從紅溪坐木船到石牌後，有一個直角右轉彎，再經南陀左轉過去一點就是下岸溪，我們就在那裡落腳。
南陀離下岸溪還有大概七八里，走瞿塘峽到西陵峽這一帶，下水的話，要經過曳灘，青灘，通嶺，到南陀。此地素有「南陀三漩」的說法。「南陀三漩」既是個風景區，也是三峽流域最危險的一個地方。如果你坐船從此過，走上水需要人力拉縴，如果走下水，那船工必須要有相當好的技術才行，就是稍微大一點的大木船，在那裡也都要請當地有經驗的人來掌舵。過「南陀三漩」，船必須順著水流轉圈，轉圈時水會比船還高，轉完第一個漩上來繼續轉第二個漩，一共轉三個圈才能轉出去，如果你害怕那三個漩，慌忙之中想往旁邊躲，那船非出事不可。
在下岸溪並沒住多久，飛機轟炸的很厲害，我們緊接著又搬了家。經羅田溪，過武廂廟，太平溪，再到百歲溪，就在這裡安頓了下來。救濟院在百歲溪的街上，街上靠江邊住著有二三十戶人家，我們住的地方在百歲溪裡面，還要走兩三里路，那裡有一座大房子。
當時湖北的農村都是單家獨戶的，有時要隔上一里路才會有一戶人家。我們住的那處房子很大，四處都很幽靜，可能屬於當時的地主家庭，老闆姓付，是個非常老實的人。因為當時宜昌逃難的人基本都搬到了三斗坪，所以付老闆的兒子和媳婦都在三斗坪做生意，他們開一個小飯館，家裡面只有付老闆兩夫妻。
大姐這時也高中畢業回來了。姨婆帶著我們住在靠後面的房間，前面的大房間，住著救濟院的院長張青夫一家人。雖然是逃難，但他們的家具都是齊全的，穿衣鏡、大衣櫃、書台都有。我們就是幾口大箱子，屋裡只有兩張床，大姐和姨婆睡一張床，二姐三妹四妹三個人擠一張床，我就在地上打地鋪。
飛機的轟炸仍是非常頻繁。飛機一般從南津關進去，走石牌轉彎，到南坨、通嶺、青灘這幾個彎，青灘算是西陵峽的中段，飛機都飛得很低，基本在山下沿著江面飛，用機槍沿江掃射，那時候，我們小孩子貪玩不懂事，經常跑到外面去看，飛機在前面時，我們就看它掃射，飛到跟前我們再往石頭後面一躲，並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雖然也知道飛機曾在兩岸打死了不少人。
當時抗日的九十四軍就駐紮在百歲溪，軍長叫李及蘭，副軍長兼121師的師長叫牟廷芳。後來在1948年時，我又碰見過牟廷芳，還和他打過一次交道。
上海洪幫有一個大哥叫澤明江，也逃難到了三斗坪。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救濟院院長張青夫，實際上也是宜昌洪幫的一個大哥，他就請澤明江到家裡來玩。
這時張青夫就在付家擺香堂，也就是收兄弟。收兄弟先要學習禮節，洪幫的兄弟禮節不像我們現在這樣，握個手、鞠個躬、或者是磕頭之類，洪門行禮叫做「扯拐子」，雙腿擺做騎馬樁式，右腿向前躬起，左腿半跪不跪，膝蓋不能落地。洪門源於反清復明，雙腿的這種姿勢，也源於古代軍人在馬上或馬下因周身甲冑不便行大禮，所以就用騎馬樁式行軍禮。
手指的姿勢也很有講究。右手伸出去，大拇指與食指成圓形，代表「在園」，也就是洪門中人，剩下三指伸直，小指是第一把香，無名指是第二把香，中指是第三把香，食指因為彎曲，和三個直伸的手指平行只有半截，代表「半把香」，這個姿勢叫做三把半香，左手壓在右手腕上，這樣來行禮。
洪門「三把半香」是有典故的。第一把香叫忠義香，羊角哀，左伯桃捨命全交共存亡；第二把香叫仁義香，桃園結義劉、關、張；第三把香叫根本香，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半把香叫威風香，鎖五龍單通一命亡，秦叔寶哭回半把香。
看見他們這樣行拐子禮，我也好奇在旁邊學。他們看到並不生氣，都認為這個小鬼有意思，扯拐子的姿勢都比他們扯的好看一些。那時候，我的塊頭已經挺大了，也有差不多十二歲。他們都挺喜歡我的，要招我入幫會，特別是張青夫，要我做他的小老么。
什麼叫小老么呢？這就要說到洪幫排輩分的規矩：洪門內部層次為「十排」和「內外八堂」，比如外八堂，依次有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花官六爺、賢牌八爺、江口九爺、牌把十爺，洪門內男子禁用四、七排位，所以四、七兩個位子或空缺，或是由女子擔任。我是新加入的，年紀又最小，就叫做麼滿十排，也就是小老么了。
以前碰到張院長，要喊張伯伯，入香堂以後，就要喊他張大哥。因為洪門中人以兄弟相稱，所以也有「大哥不大，麼滿不小」的說法。當然我也知道，他們還都是把我當小孩子，雖然喜歡我參加，也並不一定很真心，但說起來，我也算是洪幫成員了。
我們家裡六個兄弟姊妹，個性都很不一樣。
我的哥哥人很隨和，也很聰明，就是有些貪玩。因為我從小跟著外祖父長大，所以小時候跟他接觸並不多，最初還都是喊他表哥。我的哥哥一生很艱難，在抗戰的時候，大哥七高畢業後，直接去成都找到我的八姐李毓春，八姐是二房的，八姐夫當時是成都空軍大隊的大隊長，叫趙惠振，曾和陳納德的飛虎隊一起並肩作戰。哥哥找到他以後參加了空軍，後來參加滇緬印戰爭，還立過功，他們的飛機是兩個人的編制，有一次戰鬥中，他們的飛機在緬甸南部被日本飛機打傷，他們堅持飛回國境線，後來墜落在雲南野人山，飛機被樹杈掛住，他們倆僥倖撿回一條性命，爬了幾天幾夜，才總算是爬了回來。解放後，他過得很苦，也算是一生坎坷。
我的大姐，真要說起來，我們一家人還多虧了她。
家裡當時的情況，母親早死，父親身在淪陷區，爺爺也不在了，到百歲溪以後不久，我的姨媽也去世了。
二姐跟姨婆留在了百歲溪，大姐到太平溪中心小學教書，我和三妹、四妹都跟著大姐去了太平溪中心小學。從這一天起，我和三妹四妹就一直跟著大姐生活。
平時我住在學生公房，三妹四妹就跟著大姐住在她自己的一間小宿舍里。我在太平溪讀完了六年級下半學期。大姐後來又到宜昌分鄉場教書，我的三妹四妹是一直跟著大姐，從小學一直到初中畢業。
我姐姐這個人，最喜歡看書，還有彈風琴，她的風琴現在還放在我家裡，我彈風琴也是跟著她學的。她平常話不多，有時跟我一天也說不了兩句話，我在太平溪小學讀六下時，她還當過我的老師，教我算數課。平時上晚自習，她也不怎麼管我，也從不問我學得好或壞，當然我一般學得還都不錯。
那時的學校是在老百姓的家裡，有一次下課了，她和兩個老師站在廳屋門前閒談，我一個人在天井裡玩，旁邊有兩個學生打架，推推搡搡地撞到我身上，差點把我撞倒，我很生氣，上去就推那個學生。誰知大姐快步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耳朵，我就使勁犟，一犟又疼啊，就只好跟著她走。她把我揪到她自己的宿舍，往床上一坐，就讓我跪下。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十二歲，這樣真切的挨打還是第一次。當時姐姐把我的耳朵揪得好疼，我心裡很不服氣，可跪在那裡又不敢犟。我辯解說：「我又沒惹他們，是他們先撞的我，我還不能還手嗎？」
「我知道你沒惹他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同學不對，你可以向老師報告嘛。你就不能忍一下嗎？你看你，好大的一個個子，你學過孔融讓梨沒有，做人要禮讓在先，你懂不懂？」姐姐說。
她這樣說，我也不敢頂嘴，只有把頭垂著。後來，姐姐拉我起來，摸了摸我的頭說：「以後要聽話，不要在學校里打架，好了，上課去吧！」
我這個人從小自尊心強，很記打。小時候爺爺教我學那個孔孟之道，打過我兩個手板子，在恩施過年的時候偷吃雞蛋，也挨過板子，但那都是虛拍，不疼的。唯一讓我疼得記住了的，就是這次揪耳朵。所以說我的家人裡面啊，唯一真正跟我斗過狠的，就是我的姐姐了。
1939年，我小學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