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家
從1949年到1955年初的幾年裡，我母親一直爭取讓我父親交出工資，由自己掌管，目的是過簡樸的生活，多積蓄一些錢，為以後的日子作長久打算。如果這時不節約，以後一定會過苦日子。而且，雙方都有老人，四個老人不是病就是窮，以後都得管。
我父親每次都不耐煩地打斷我母親的話，拒絕交出重要的財權，說你一個女人懂什麼，我都考慮好了！
大男子主義是那個時代的通病。有一次，我父親去部長家討論修房子，部長夫人發表意見，部長勃然大怒：臭女人懂他媽的什麼！男人說話用你插嘴？給我滾遠點兒！夫人不生氣，笑著對我父親說，你明天到單位把他的話說給大家聽聽，讓大家都知道他的修養有多高，他還是大學生呢。
我父親對部長說，大姐的意見應該考慮。部長說：抽菸抽菸。我聽你的，誰聽她的。
我父親早就考慮好的是要兩個孩子。四口人，他的收入夠用就行。第一個是女兒，第二個一定是兒子，以後就是好日子，有什麼好愁的？
我二姐出生前，我父親叫來我姑姑。醫生和護士到家裡接生，我父親焦急等待。終於，嬰兒發出哭聲，護士抱著孩子出來給爸爸看，高興地說是個女兒。爸爸大吃一驚，繼而惱怒，沒有看，掉頭就走，上班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天以後，女兒伸出兩隻小手要爸爸抱，爸爸總算笑了。
我二姐出生時，我父親已牢記數種高效催奶的良方，後來用在我身上。當護士把我抱出來後，他老人家笑著下廚房，熱好老母雞湯，不放鹽，看著我母親吃完雞肉喝完湯，千叮萬囑我姑姑不能讓我母親吃鹽，否則會斷奶，然後才去上班。
第二碗無鹽雞湯無論如何咽不下去，我母親讓我姑姑少放一點鹽，我姑姑不敢。我母親說醫生說了可以吃鹽，他又不在，你怕什麼。
第二天中午，我父親端來一碗看上去很香的豬蹄，我母親看著就想吐。在我父親期待的目光下，我母親細嚼慢咽，我父親走後我姑姑再加工。
母乳很充足，我長得很胖。我父親更自信，說聽我的沒錯。
我父親知道我母親又有了孩子後，我父親認為已經超生，堅決要打掉我母親腹中的胎兒，我母親絕不同意，我弟弟終於出生。我父親這時認識到當初的預見不夠準確全面，恆大抽得確實有些多。
1956年，國家經濟委員會（簡稱國家經委）成立。經委的基建任務很重，我父親被調進經委。人事局的領導建議我父親把職業改為幹部，我父親仍然堅持當工人。
我母親強烈要求我父親當幹部，努力工作，爭取提升。但是我父親認為自己沒什麼上升空間，「不要強」，我母親很無奈。
1959年，困難的日子即將來臨。
一家六口人，人均生活費每月13.4元，日子固然不好過，但這在當時的北京屬於一般水平，是過得去的。
國家機關規定職工家庭的最低人均生活費是每月8元，不足部分予以補足，國企的學徒工月薪8元。
在計委大院，科長、主任科員、科員、秘書（與科員相當）和工人占大多數，月薪大多在60元以下，科長的月薪是70多元，家庭人均生活費大約在10元至15元之間。
誰家有了臨時困難，可以向單位申請補助，經職工大會討論決定。接受補助的人平時不能吃餃子燉肉，這是不成文的規定。有一個星期天，一個小孩高興地告訴小夥伴他家今天吃餃子，他爸爸受到批評，從此失去了申請補助的權利。
國家機關很少有人均生活費低於8元的。
常言道：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家的日子過得特別難。
五一節，國慶節，春節，給兩家的老人各寄10元錢。節日過後不久，我姥姥病了，寄10元，我奶奶病了，寄10元。我奶奶一兩年來一次，每次住一兩個月，回老家的火車票3元多，我父親給買。
每次的寄10元差不多都是向單位借的。單位規定每個職工每月可因特殊情況借10元，從下個月的工資里扣除。
當時我三叔家離我家很近，我奶奶不去他家。我三嬸非常善良，她的山西話我奶奶聽不懂，特別看不上她，她很無奈。
常言還說「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其時這話不正確。實際上是窮在鬧市也有遠親和近親，因為他們的家更窮。
經常來我家的有兩個與我父親同輩的親戚。他倆都比我父親歲數小，都是我父親介紹進京的。他倆沒有固定工作，妻子沒有工作，孩子多，生活很困難。他倆常在星期天帶部分家人來我家吃午飯，而且是輪流來，從未同時出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9年。
我父親發揮出獨特的能力，在廚房牆角做了一個灶，灶上放一口大鍋，燒刨花、樹枝，節省了不少錢。神奇的是，灶和樓房的通風道相連，既無煙，也無失火的危險。後來我問父親：如果每家都安裝一個這麼大的灶行不行？父親說行，通風道足夠大。
父親有這麼大學問，我很自豪。
那時樓房裡的住戶都用蜂窩煤做飯。
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很多家庭主婦沒有工作。我母親感到僅靠勤儉持家還不夠，就在夏天叫我姑姑來幫著照顧孩子，做家務，自己和幾個鄰居一起去賣冰棍。
那時，月壇南街上的西宮電影院所在位置是北京工人俱樂部，旁邊是一家冷飲廠，附近的家庭主婦幫冷飲廠賣冰棍。
冷飲廠提供一輛白色的木製小手推車，車裡有圓柱形保溫瓶，裡面裝著5分錢一根的奶油冰棍。因為貴，買的人少，車裡只有兩個保溫瓶，大部分空間裝滿了紙盒，紙盒裡分別裝的是紅果冰棍、紅小豆冰棍、綠豆沙冰棍和白冰棍，都是三分錢一根。車上有木蓋，木蓋上用很厚的白棉被覆蓋。
6月是北京絕對溫度最高的月份，乾燥少雨，行人特別渴，看見小白車就不能不停下來。手頭寬裕的人買一根奶油冰棍和一根3分錢的冰棍，大部分人只買一根3分錢的。聽到叫賣聲，待在家裡的人會出來買，本來想省錢的鄰居就會跟著出來買。
7月的北京高溫多雨，下雨前的悶熱令人窒息，這時也是冰棍暢銷的時候。
但是同行業的競爭很激烈，因為所有小車都在大院裡運行。如果你的小白車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你前面的小白車剛離開這裡而且是恰好剛消失在你的視野里，你大聲喊著，等著，再加上手慢，又忘了小車的密封狀況不好，你會忽然發現紙盒裡的冰棍在解凍，拿不起來了，你就只能沮喪地推著小車回冷飲廠。冷飲廠承擔損失，你失去了這份工作。
我母親的業績最佳，工作時間最長。
1960年，困難時期來臨，北京市民開始接受飢餓的考驗。
我父親每次都不耐煩地打斷我母親的話，拒絕交出重要的財權，說你一個女人懂什麼，我都考慮好了！
大男子主義是那個時代的通病。有一次，我父親去部長家討論修房子，部長夫人發表意見，部長勃然大怒：臭女人懂他媽的什麼！男人說話用你插嘴？給我滾遠點兒！夫人不生氣，笑著對我父親說，你明天到單位把他的話說給大家聽聽，讓大家都知道他的修養有多高，他還是大學生呢。
我父親對部長說，大姐的意見應該考慮。部長說：抽菸抽菸。我聽你的，誰聽她的。
我父親早就考慮好的是要兩個孩子。四口人，他的收入夠用就行。第一個是女兒，第二個一定是兒子，以後就是好日子，有什麼好愁的？
我二姐出生前，我父親叫來我姑姑。醫生和護士到家裡接生，我父親焦急等待。終於，嬰兒發出哭聲，護士抱著孩子出來給爸爸看，高興地說是個女兒。爸爸大吃一驚，繼而惱怒，沒有看，掉頭就走，上班去了。
不知過了多少天以後，女兒伸出兩隻小手要爸爸抱，爸爸總算笑了。
我二姐出生時，我父親已牢記數種高效催奶的良方，後來用在我身上。當護士把我抱出來後，他老人家笑著下廚房，熱好老母雞湯，不放鹽，看著我母親吃完雞肉喝完湯，千叮萬囑我姑姑不能讓我母親吃鹽，否則會斷奶，然後才去上班。
第二碗無鹽雞湯無論如何咽不下去，我母親讓我姑姑少放一點鹽，我姑姑不敢。我母親說醫生說了可以吃鹽，他又不在，你怕什麼。
第二天中午，我父親端來一碗看上去很香的豬蹄，我母親看著就想吐。在我父親期待的目光下，我母親細嚼慢咽，我父親走後我姑姑再加工。
母乳很充足，我長得很胖。我父親更自信，說聽我的沒錯。
我父親知道我母親又有了孩子後，我父親認為已經超生，堅決要打掉我母親腹中的胎兒，我母親絕不同意，我弟弟終於出生。我父親這時認識到當初的預見不夠準確全面，恆大抽得確實有些多。
1956年，國家經濟委員會（簡稱國家經委）成立。經委的基建任務很重，我父親被調進經委。人事局的領導建議我父親把職業改為幹部，我父親仍然堅持當工人。
我母親強烈要求我父親當幹部，努力工作，爭取提升。但是我父親認為自己沒什麼上升空間，「不要強」，我母親很無奈。
1959年，困難的日子即將來臨。
一家六口人，人均生活費每月13.4元，日子固然不好過，但這在當時的北京屬於一般水平，是過得去的。
國家機關規定職工家庭的最低人均生活費是每月8元，不足部分予以補足，國企的學徒工月薪8元。
在計委大院，科長、主任科員、科員、秘書（與科員相當）和工人占大多數，月薪大多在60元以下，科長的月薪是70多元，家庭人均生活費大約在10元至15元之間。
誰家有了臨時困難，可以向單位申請補助，經職工大會討論決定。接受補助的人平時不能吃餃子燉肉，這是不成文的規定。有一個星期天，一個小孩高興地告訴小夥伴他家今天吃餃子，他爸爸受到批評，從此失去了申請補助的權利。
國家機關很少有人均生活費低於8元的。
常言道：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家的日子過得特別難。
五一節，國慶節，春節，給兩家的老人各寄10元錢。節日過後不久，我姥姥病了，寄10元，我奶奶病了，寄10元。我奶奶一兩年來一次，每次住一兩個月，回老家的火車票3元多，我父親給買。
每次的寄10元差不多都是向單位借的。單位規定每個職工每月可因特殊情況借10元，從下個月的工資里扣除。
當時我三叔家離我家很近，我奶奶不去他家。我三嬸非常善良，她的山西話我奶奶聽不懂，特別看不上她，她很無奈。
常言還說「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其時這話不正確。實際上是窮在鬧市也有遠親和近親，因為他們的家更窮。
經常來我家的有兩個與我父親同輩的親戚。他倆都比我父親歲數小，都是我父親介紹進京的。他倆沒有固定工作，妻子沒有工作，孩子多，生活很困難。他倆常在星期天帶部分家人來我家吃午飯，而且是輪流來，從未同時出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9年。
我父親發揮出獨特的能力，在廚房牆角做了一個灶，灶上放一口大鍋，燒刨花、樹枝，節省了不少錢。神奇的是，灶和樓房的通風道相連，既無煙，也無失火的危險。後來我問父親：如果每家都安裝一個這麼大的灶行不行？父親說行，通風道足夠大。
父親有這麼大學問，我很自豪。
那時樓房裡的住戶都用蜂窩煤做飯。
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很多家庭主婦沒有工作。我母親感到僅靠勤儉持家還不夠，就在夏天叫我姑姑來幫著照顧孩子，做家務，自己和幾個鄰居一起去賣冰棍。
那時，月壇南街上的西宮電影院所在位置是北京工人俱樂部，旁邊是一家冷飲廠，附近的家庭主婦幫冷飲廠賣冰棍。
冷飲廠提供一輛白色的木製小手推車，車裡有圓柱形保溫瓶，裡面裝著5分錢一根的奶油冰棍。因為貴，買的人少，車裡只有兩個保溫瓶，大部分空間裝滿了紙盒，紙盒裡分別裝的是紅果冰棍、紅小豆冰棍、綠豆沙冰棍和白冰棍，都是三分錢一根。車上有木蓋，木蓋上用很厚的白棉被覆蓋。
6月是北京絕對溫度最高的月份，乾燥少雨，行人特別渴，看見小白車就不能不停下來。手頭寬裕的人買一根奶油冰棍和一根3分錢的冰棍，大部分人只買一根3分錢的。聽到叫賣聲，待在家裡的人會出來買，本來想省錢的鄰居就會跟著出來買。
7月的北京高溫多雨，下雨前的悶熱令人窒息，這時也是冰棍暢銷的時候。
但是同行業的競爭很激烈，因為所有小車都在大院裡運行。如果你的小白車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你前面的小白車剛離開這裡而且是恰好剛消失在你的視野里，你大聲喊著，等著，再加上手慢，又忘了小車的密封狀況不好，你會忽然發現紙盒裡的冰棍在解凍，拿不起來了，你就只能沮喪地推著小車回冷飲廠。冷飲廠承擔損失，你失去了這份工作。
我母親的業績最佳，工作時間最長。
1960年，困難時期來臨，北京市民開始接受飢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