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氣與智慧
20世紀50年代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最燦爛輝煌的年代，是東方破曉時太陽噴薄而出的時刻，是中國勞苦大眾積聚了太久的激情的勃發，是五千年的奴隸猛然站立起來的輝煌的歷史瞬間。她之於中國乃至於世界歷史的極其巨大的意義，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因為她確定了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這個年代給全世界以及其巨大的積極影響，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此後，從1949年到1978年，僅僅是歷史的一瞬間，古老的東方古國猶如浴火重生的鳳凰，翱翔於廣闊的天空，高瞻遠矚，審視自己，審視世界。
必須做的，她做到了。
這是世界五千年來未有過的大變革。關於這一段非凡的歷史，當今世界上每一個親歷者，每一個活著的人，你可以有自己的認知，但是你絕沒有資格做結論。
被認知的歷史須有時間的沉澱。當代一切對這段歷史做出所謂「定論」的「學者」，都將被歷史判定為白痴。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每一個人都對歷史產生影響。你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員，你唯一的資格是被歷史評價。無論你是青史留名，還是「聖人無名」，都是歷史的評價。
關於應該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偉大的馬克思早就有精準的論述。與其妄作「結論」，不如多讀書。
有資格做評論的是我們的後代——未來的歷史家，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歷史家。
常言道「蓋棺定論」。孔夫子死去兩千多年，誰能為他定論？
歷史之樹長青，道理就在於此。
這是本書作者的歷史觀。
列位看官！上述文字關乎本書主旨，敬請教正。
困難時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來了。
占人口少數的富裕人家基本上不受影響。一些低收入的人家得到農村親戚的幫助，日子也還行。
東北的黑土地很肥沃，親戚不少，但是我家沒有得到援助。
大多數北京人糧食不夠吃，缺乏營養。由於沒有經驗，很多家庭沒有計劃，不到月底就吃完了定量，家庭成員都浮腫。
突如其來的事件是對人的考驗，尤其是那些剛從農村進北京的人。在他們的人生最關鍵的時刻，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留下，或是回老家當農民。這種時候，農村的日子比城裡好過。
我父親介紹來北京的鄉親紛紛來我家，問我父親這樣挨餓的日子有多長？他們認為我父親能做出準確的回答，但我父親不能。
我父親說，我覺得不會很長，挺一挺就過去了。這回答不能令他們滿意。
那就走吧，回去心裡就踏實了。
很遺憾，這些人中的很多人放棄了北京市民的戶口，回農村老家去了，帶走了他們的妻子和兒女。
他們後悔一輩子。他們的子女在心裡默默地埋怨他們一輩子。
他們中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三叔，另一個是我六叔。
我三叔和我三嬸的兒子不滿周歲。我三叔認為應該聽大哥和大嫂的意見，尤其要聽大嫂的，但我三嬸堅決要回老家。我父母接連三個晚上去他們家勸阻。最後一個晚上，我父母剛坐下來，我三嬸怕我三叔被誤導，搶先說：大哥哥，大嫂子，別說啦，別說啦，我們已經商量好啦！我們明天就回老家去啦！
山西口音嘹亮悅耳，在計委大院的上空迴蕩。
她懷裡的兒子受到驚嚇，「哇」地一聲大哭起來，聲音也在計委大院的上空迴蕩，組成母子的合唱。
我三叔滿臉通紅，低下頭，不說話。
我父親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夠好——這是他老人家不當幹部的原因之一，但此時竭力搜索有說服力的詞句，想要說服他們。
我母親起身，說：走，還有什麼可說的！你們不後悔就行！
我三嬸追出來說：大嫂子你放心吧！我們不後悔！你和大哥哥要是也想回去，先住在我家！
我六叔剛從老家來北京，在一家鋼鐵廠工作，每月定量40斤，還有補助，但是每天頭暈無力，堅信城市不是久留之地，怕我父母阻攔，沒打招呼就跑回老家去了。
他的羊皮襖和我五叔的自行車已經變成糧食。我五叔此時在廈門服兵役，伙食很好。
1960年，我爺爺在老家病逝。
1961年，我姥姥病危，我母親拿著我父親向單位借來的30元回老家。
在火車上，我母親給我買了一本《小朋友》。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啟蒙讀物，我如獲至寶。
每天晚上我都給弟弟讀上面的故事。我最喜歡的也是唯一記得的故事是木頭人到處借漁網，最終向打魚人借到漁網，捕到一條大魚。
成功的人生離不開兩種品質：勇氣和智慧。
我父親做了一桿秤。秤盤是一個搪瓷盤子，秤桿大概是紅木的，上面有兩排長短不等的金星，秤砣是兩個舊鎖，一個銅鎖，一個鐵鎖，最大稱重10斤。做飯時先是嚴格執行定量，然後往糧袋裡倒回去一些，到月底時保證有餘糧。三年裡，我家無人出現浮腫，是較少見的。
我父親會做精美的高級家具，常有人請他帶隊，在假日出去掙錢，收入十分可觀。然而我父親自重身份，認為自己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種事不能做。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他去四季青公社的田裡挖了一袋野菜。田裡有個農民兄弟，說誰能想到你們城裡人吃野菜？夠可憐的。你等一會兒，我去給你弄點兒菜。我父親當即謝絕。
我父母商量賣掉瑞士名表。我母親鼓勵我父親說，賣多少錢都行，你別為難。
我父親還是發愁：賣給誰？應該要什麼價？是去西單還是去王府井？
星期天上午，我父親出家門，走到馬路邊上，看著手腕上的表，心中猶豫。
同志，能說句話嗎？耳邊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父親吃一驚，眼前站著一個男人，年歲和自己相仿，衣著儉樸，背著一個布包。
你有什麼事？我父親問。
男人笑了：老哥，兄弟要是說錯話你別見怪。我覺著老哥是在犯難，是不是想賣這表？
我父親笑了：是，我不知道怎麼賣。
我看看行嗎？
我父親摘下手錶，交給他。
他看一眼正面，翻過來看一眼背面，問：老哥想要多少錢？這表很好，我想要。他掏出一盒前門煙，給我父親一支，用「自來火」點上，又給自己點菸，很從容的樣子。
我父親說，你看它值多少？你看著給吧。
300塊行嗎？
我父親大吃一驚，程度不亞於當年在警察局裡和戰友對暗語。
男人說，老哥別生氣，兄弟再加點兒……
我父親忙說，不用加，夠多了。
男人說，它值這個數。做人不能欺心。老哥有這塊表，不用說，經歷不凡，兄弟佩服。
男人從包里掏出錢，都是10元票。他從容地數了兩遍，30張。
我和老哥有緣分。來，老哥，再抽一顆。
這是真正的雙贏。
300元，這是我家沒有人出現浮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我母親從來沒提過這件事，可能是「恆大」給她老人家的印象太深了。
大約也是在這一時期，我三叔在老家賣了一把鋼尺，換了50斤棒子麵。
鋼尺是日本貨，是我三叔向我父親求了至少10次我父親才忍痛割愛的。
做人不能欺心，但世上總是不免有欺心之人，例如小偷。
1960年3月，一個中年男人挑著兩個大扁圓筐來大院裡賣小雞，我母親買了兩隻。一隻小雞不久後夭折，另一隻長成黃母雞，當年就開始生蛋。我母親訓練它每天早晨8點自己下樓，9點多上樓回家，用喙啄門，成為習慣，也成了院裡的一件趣談。
1961年9月，一個星期天上午。已經快10點了，黃母雞還沒回來，我母親催我父親去把它帶回家。就在這時，大門被推開，對門阿姨喘著氣，大聲說你們快下去，一個農村女人在抓你家的雞。我不讓她抓，她不聽，說那是她家的雞。她力氣大，我攔不住她。
我父親立即下樓，看見一個穿粗布衣服、頭戴白毛巾的30多歲的女人抱著我家的黃母雞，急急地往院外走。
我父親要她站住。她不聽，走得更快。我父親快走幾步，一把抓住她。
放開我！你耍流氓！女人大叫道。
我父親說，把雞給我，我讓你走。
女人大叫道：這是我家的雞！你搶我的雞，你耍流氓！
周圍被鄰居和過路人包圍，我父親放開手。
鄰居們都知道黃母雞是我家的，是這院裡的最後一隻雞，他們養的雞早就被他們吃了。
大家都罵她是小偷，都說應該把她押送派出所。
女人嘴很硬，不改口，說，我才不怕去派出所！
一群人向月壇派出所走去。路上行人立即跟進，邊走邊問出了什麼事。到月壇派出所時，圍觀的人黑壓壓一大片，在外面等候結果。
值班警察問了案情，登記兩人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
警察關好門窗，讓女人放下黃母雞。黃母雞站在地上發愣，不知所措。
警察問女人：你家在郊區農村，為什麼帶著雞來城裡？
我是來看親戚，雞是送給親戚的。
什麼親戚？姓名和住址？
女人說，我不識字，可是我能帶你找到地方。
警察說，我有個辦法：你們倆一起叫它，看它往誰跟前去，它找誰就是誰的，你們同意不同意？
我父親點頭。女人立即「咕咕咕」地叫起來，向黃母雞招手。
黃母雞驚叫著飛起來，落在窗台上，一頭撞在玻璃上，落下來，在屋裡跑了幾圈，鑽進一張桌子底下。
警察笑了，說，這招不靈。他問我父親：你說應該怎麼辦？
我父親說，它和別的雞有不一樣的地方，我說得出來。
好，你說，警察說。
我父親說，讓她先說好不好？我先說了，她跟著學，就不好辦了。
警察問女人：你說它是你的，你能說出它有什麼和別的雞不一樣的地方嗎？
女人說，它能下蛋，我每天都餵它。它不敢認我，是被你們嚇的。
警察轉向我父親。我父親說，它的左眼有毛病。
女人搶著說，我早就知道它有這毛病！它是我自己孵出來的，我能不知道嗎？我被你們嚇著了，忘了說了！
警察吃一驚：是你自己孵的？
是我的老母雞孵的！
警察問我父親：你的鄰居會給你作證嗎？我父親說能，但用不著，我說得清楚，這隻雞還有和別的雞不一樣的地方，讓她先說。
警察對女人說：你說。
女人低頭無語。
我父親起身，走到黃母雞前，把它抱起來，說：它的左邊翅膀根上綁著一根紅毛線繩。
女人緊接著說，我的雞也是這樣的……警察打斷她，說，你閉嘴！
我父親展開雞翅膀，證據確鑿。
警察大感驚奇，問：為什麼這樣做，是防人偷嗎？
我父親解釋說，原來院裡有好幾隻黃母雞，每家都有各自做的記號。
警察笑著站起身，說：同志你請回家吧，派出所明天會給你單位打電話。
女人急忙站起來，說大哥你慢走，我也跟你走。
警察喝道：你站住！最近大院裡很多曬在外邊的衣服都被偷走了，準是你乾的！你還想走？
我父親走出派出所，外面等候的人們一起歡呼起來。近處的人和我父親熱情握手，遠處的人揮手致意，像是迎接凱旋的英雄。
這個年代給全世界以及其巨大的積極影響，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力量。此後，從1949年到1978年，僅僅是歷史的一瞬間，古老的東方古國猶如浴火重生的鳳凰，翱翔於廣闊的天空，高瞻遠矚，審視自己，審視世界。
必須做的，她做到了。
這是世界五千年來未有過的大變革。關於這一段非凡的歷史，當今世界上每一個親歷者，每一個活著的人，你可以有自己的認知，但是你絕沒有資格做結論。
被認知的歷史須有時間的沉澱。當代一切對這段歷史做出所謂「定論」的「學者」，都將被歷史判定為白痴。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每一個人都對歷史產生影響。你作為這個時代的一員，你唯一的資格是被歷史評價。無論你是青史留名，還是「聖人無名」，都是歷史的評價。
關於應該如何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偉大的馬克思早就有精準的論述。與其妄作「結論」，不如多讀書。
有資格做評論的是我們的後代——未來的歷史家，一代又一代優秀的歷史家。
常言道「蓋棺定論」。孔夫子死去兩千多年，誰能為他定論？
歷史之樹長青，道理就在於此。
這是本書作者的歷史觀。
列位看官！上述文字關乎本書主旨，敬請教正。
困難時期就這樣悄無聲息地來了。
占人口少數的富裕人家基本上不受影響。一些低收入的人家得到農村親戚的幫助，日子也還行。
東北的黑土地很肥沃，親戚不少，但是我家沒有得到援助。
大多數北京人糧食不夠吃，缺乏營養。由於沒有經驗，很多家庭沒有計劃，不到月底就吃完了定量，家庭成員都浮腫。
突如其來的事件是對人的考驗，尤其是那些剛從農村進北京的人。在他們的人生最關鍵的時刻，他們可以自由選擇：留下，或是回老家當農民。這種時候，農村的日子比城裡好過。
我父親介紹來北京的鄉親紛紛來我家，問我父親這樣挨餓的日子有多長？他們認為我父親能做出準確的回答，但我父親不能。
我父親說，我覺得不會很長，挺一挺就過去了。這回答不能令他們滿意。
那就走吧，回去心裡就踏實了。
很遺憾，這些人中的很多人放棄了北京市民的戶口，回農村老家去了，帶走了他們的妻子和兒女。
他們後悔一輩子。他們的子女在心裡默默地埋怨他們一輩子。
他們中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三叔，另一個是我六叔。
我三叔和我三嬸的兒子不滿周歲。我三叔認為應該聽大哥和大嫂的意見，尤其要聽大嫂的，但我三嬸堅決要回老家。我父母接連三個晚上去他們家勸阻。最後一個晚上，我父母剛坐下來，我三嬸怕我三叔被誤導，搶先說：大哥哥，大嫂子，別說啦，別說啦，我們已經商量好啦！我們明天就回老家去啦！
山西口音嘹亮悅耳，在計委大院的上空迴蕩。
她懷裡的兒子受到驚嚇，「哇」地一聲大哭起來，聲音也在計委大院的上空迴蕩，組成母子的合唱。
我三叔滿臉通紅，低下頭，不說話。
我父親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夠好——這是他老人家不當幹部的原因之一，但此時竭力搜索有說服力的詞句，想要說服他們。
我母親起身，說：走，還有什麼可說的！你們不後悔就行！
我三嬸追出來說：大嫂子你放心吧！我們不後悔！你和大哥哥要是也想回去，先住在我家！
我六叔剛從老家來北京，在一家鋼鐵廠工作，每月定量40斤，還有補助，但是每天頭暈無力，堅信城市不是久留之地，怕我父母阻攔，沒打招呼就跑回老家去了。
他的羊皮襖和我五叔的自行車已經變成糧食。我五叔此時在廈門服兵役，伙食很好。
1960年，我爺爺在老家病逝。
1961年，我姥姥病危，我母親拿著我父親向單位借來的30元回老家。
在火車上，我母親給我買了一本《小朋友》。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啟蒙讀物，我如獲至寶。
每天晚上我都給弟弟讀上面的故事。我最喜歡的也是唯一記得的故事是木頭人到處借漁網，最終向打魚人借到漁網，捕到一條大魚。
成功的人生離不開兩種品質：勇氣和智慧。
我父親做了一桿秤。秤盤是一個搪瓷盤子，秤桿大概是紅木的，上面有兩排長短不等的金星，秤砣是兩個舊鎖，一個銅鎖，一個鐵鎖，最大稱重10斤。做飯時先是嚴格執行定量，然後往糧袋裡倒回去一些，到月底時保證有餘糧。三年裡，我家無人出現浮腫，是較少見的。
我父親會做精美的高級家具，常有人請他帶隊，在假日出去掙錢，收入十分可觀。然而我父親自重身份，認為自己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種事不能做。夏天的一個星期天，他去四季青公社的田裡挖了一袋野菜。田裡有個農民兄弟，說誰能想到你們城裡人吃野菜？夠可憐的。你等一會兒，我去給你弄點兒菜。我父親當即謝絕。
我父母商量賣掉瑞士名表。我母親鼓勵我父親說，賣多少錢都行，你別為難。
我父親還是發愁：賣給誰？應該要什麼價？是去西單還是去王府井？
星期天上午，我父親出家門，走到馬路邊上，看著手腕上的表，心中猶豫。
同志，能說句話嗎？耳邊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父親吃一驚，眼前站著一個男人，年歲和自己相仿，衣著儉樸，背著一個布包。
你有什麼事？我父親問。
男人笑了：老哥，兄弟要是說錯話你別見怪。我覺著老哥是在犯難，是不是想賣這表？
我父親笑了：是，我不知道怎麼賣。
我看看行嗎？
我父親摘下手錶，交給他。
他看一眼正面，翻過來看一眼背面，問：老哥想要多少錢？這表很好，我想要。他掏出一盒前門煙，給我父親一支，用「自來火」點上，又給自己點菸，很從容的樣子。
我父親說，你看它值多少？你看著給吧。
300塊行嗎？
我父親大吃一驚，程度不亞於當年在警察局裡和戰友對暗語。
男人說，老哥別生氣，兄弟再加點兒……
我父親忙說，不用加，夠多了。
男人說，它值這個數。做人不能欺心。老哥有這塊表，不用說，經歷不凡，兄弟佩服。
男人從包里掏出錢，都是10元票。他從容地數了兩遍，30張。
我和老哥有緣分。來，老哥，再抽一顆。
這是真正的雙贏。
300元，這是我家沒有人出現浮腫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我母親從來沒提過這件事，可能是「恆大」給她老人家的印象太深了。
大約也是在這一時期，我三叔在老家賣了一把鋼尺，換了50斤棒子麵。
鋼尺是日本貨，是我三叔向我父親求了至少10次我父親才忍痛割愛的。
做人不能欺心，但世上總是不免有欺心之人，例如小偷。
1960年3月，一個中年男人挑著兩個大扁圓筐來大院裡賣小雞，我母親買了兩隻。一隻小雞不久後夭折，另一隻長成黃母雞，當年就開始生蛋。我母親訓練它每天早晨8點自己下樓，9點多上樓回家，用喙啄門，成為習慣，也成了院裡的一件趣談。
1961年9月，一個星期天上午。已經快10點了，黃母雞還沒回來，我母親催我父親去把它帶回家。就在這時，大門被推開，對門阿姨喘著氣，大聲說你們快下去，一個農村女人在抓你家的雞。我不讓她抓，她不聽，說那是她家的雞。她力氣大，我攔不住她。
我父親立即下樓，看見一個穿粗布衣服、頭戴白毛巾的30多歲的女人抱著我家的黃母雞，急急地往院外走。
我父親要她站住。她不聽，走得更快。我父親快走幾步，一把抓住她。
放開我！你耍流氓！女人大叫道。
我父親說，把雞給我，我讓你走。
女人大叫道：這是我家的雞！你搶我的雞，你耍流氓！
周圍被鄰居和過路人包圍，我父親放開手。
鄰居們都知道黃母雞是我家的，是這院裡的最後一隻雞，他們養的雞早就被他們吃了。
大家都罵她是小偷，都說應該把她押送派出所。
女人嘴很硬，不改口，說，我才不怕去派出所！
一群人向月壇派出所走去。路上行人立即跟進，邊走邊問出了什麼事。到月壇派出所時，圍觀的人黑壓壓一大片，在外面等候結果。
值班警察問了案情，登記兩人的姓名、工作單位、住址。
警察關好門窗，讓女人放下黃母雞。黃母雞站在地上發愣，不知所措。
警察問女人：你家在郊區農村，為什麼帶著雞來城裡？
我是來看親戚，雞是送給親戚的。
什麼親戚？姓名和住址？
女人說，我不識字，可是我能帶你找到地方。
警察說，我有個辦法：你們倆一起叫它，看它往誰跟前去，它找誰就是誰的，你們同意不同意？
我父親點頭。女人立即「咕咕咕」地叫起來，向黃母雞招手。
黃母雞驚叫著飛起來，落在窗台上，一頭撞在玻璃上，落下來，在屋裡跑了幾圈，鑽進一張桌子底下。
警察笑了，說，這招不靈。他問我父親：你說應該怎麼辦？
我父親說，它和別的雞有不一樣的地方，我說得出來。
好，你說，警察說。
我父親說，讓她先說好不好？我先說了，她跟著學，就不好辦了。
警察問女人：你說它是你的，你能說出它有什麼和別的雞不一樣的地方嗎？
女人說，它能下蛋，我每天都餵它。它不敢認我，是被你們嚇的。
警察轉向我父親。我父親說，它的左眼有毛病。
女人搶著說，我早就知道它有這毛病！它是我自己孵出來的，我能不知道嗎？我被你們嚇著了，忘了說了！
警察吃一驚：是你自己孵的？
是我的老母雞孵的！
警察問我父親：你的鄰居會給你作證嗎？我父親說能，但用不著，我說得清楚，這隻雞還有和別的雞不一樣的地方，讓她先說。
警察對女人說：你說。
女人低頭無語。
我父親起身，走到黃母雞前，把它抱起來，說：它的左邊翅膀根上綁著一根紅毛線繩。
女人緊接著說，我的雞也是這樣的……警察打斷她，說，你閉嘴！
我父親展開雞翅膀，證據確鑿。
警察大感驚奇，問：為什麼這樣做，是防人偷嗎？
我父親解釋說，原來院裡有好幾隻黃母雞，每家都有各自做的記號。
警察笑著站起身，說：同志你請回家吧，派出所明天會給你單位打電話。
女人急忙站起來，說大哥你慢走，我也跟你走。
警察喝道：你站住！最近大院裡很多曬在外邊的衣服都被偷走了，準是你乾的！你還想走？
我父親走出派出所，外面等候的人們一起歡呼起來。近處的人和我父親熱情握手，遠處的人揮手致意，像是迎接凱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