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張居正（8）
【萬曆四年，張居正開始推行一條鞭法，也可稱為條鞭法。
條鞭法並非是張居正創製的，而是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首倡的，他針對明朝中葉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實物和勞役的徵發酷虐之弊﹐在浙江初行里甲均平法﹐繼行十段錦法﹐最後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實質上是為了改進民眾頭上不公平的徭役，條鞭法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里第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
簡而言之，條鞭法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並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
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如今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污。
關於徭役征派，過去有里甲、均徭、雜泛之分。里甲按戶計征，不役者納「門銀」；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
條鞭法取消里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一起。
「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
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
唐代的有為君主，宋代的有志之士都在思考。既有一條鞭法和兩稅法之間的差異；也有在攤丁入畝的基礎之上如何更加適用於當前的國情。
明代前期打算配合攤丁入畝進行抄作業，清代一時無動於衷。
【說實話，實行條鞭法，對張居正來說沒有任何好處，他是首輔，誰敢把徭役攤派到他家中？
而且徭役派入丁糧，會增加張居正的工作負擔，只是從長遠考慮，減輕小民負擔會緩和階級矛盾，從而使社會長治久安，從這一點來看，張居正不亞於為明帝國續了命。】
「大抵歷代立法各有因時制宜之深意，而奉行不善率以病民，吏胥縱其奸，而閭閻受其困，雖復處除之詔屢頒，其及於民者能幾何矣？苟無治人，雖以三代之良法，不足以致治。」
「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而皇太后和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態度仍處於蜜月期，萬曆五年，15歲的萬曆在皇太后的主持下準備舉行婚禮，婚禮的吉日本該有欽天監負責，但兩宮太后又傳旨，一切讓張居正決定。
這時的欽天監已經給出了推測，一年之中，唯十二月大吉。
張居正考慮到萬曆十五歲結婚，年歲稍小，因為嘉靖皇帝是十六歲成婚，因此張居正上疏請明年三月舉行大婚，隨後皇太后就傳下口諭，「先生說得是，今定明年三月。」
在兩宮太后和萬曆皇帝傳於張居正的口諭中，「先生說得是」出現的頗為頻繁。】
「忠臣？良臣？賢臣？原來是權臣！」
【萬曆五年九月，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逝世，這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明代有丁憂制度，遇到重祖父母，父母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記閏月，守孝二十七個月。
丁憂必須解除官職，期滿後起復，在宗法社會中，孝道是一條不容踐踏的紅線。張居正照例上奏，請求奔喪。
然而很快吏部就收到了聖旨，為了安定社稷，萬曆不讓張居正回鄉守孝，也被稱為「奪情」。
所謂奪情，就是按照大明禮制規定，當官員提出丁憂守制時，皇帝可以用國家的權益大於臣民的理由，剝奪官員離職返鄉守制的「私情」，繼續留任履職。
當然，官員在履職期間，不需要穿公服，改穿素服照常辦公，取消一切娛樂活動，遇到祭祀、宴會等活動時由助手代為處理，這便是「奪情」。
明帝國此時確實離不開張居正，自張居正當國以來，五年多時間，太倉粟支十年，太僕寺積金四百萬餘，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正在不斷潰敗，內閣裡面安靜地沒有一點波瀾。
張居正若是解職守孝27個月，這個政局能託付給誰呢？
收到萬曆皇帝不許守孝的上諭後，張居正再上書兩封請求回鄉，而萬曆皇帝則通知內閣和吏部，即使張居正上一百封奏疏，也不准他回鄉。
多情的局勢已經成了，而張居正內心又怎會不留戀如今的權勢呢？
理論上，二十七個月後可以官復原職。然而，這只是一個理論。有哪個內閣首輔致仕後能夠回來的？
除了高拱偶然捲土重來以外，權勢和時光一樣是一去不回的。
況且張居正前面致仕的幾任內閣首輔，有幾個落了個好下場的？他的政敵都潛伏在陰影處，就等他失勢的那一刻。】
漢文帝一時默然，他一直想抑制厚葬重服之風，一切從簡，不要因此影響日常生活。但沒想到，千年以降，一如既往，如何改變？
【然而這樣的結果，卻在京城的官場引起了軒然大波。
當張居正父親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後，主張奪情視事和主張丁憂守制的官員都積極四處奔走活動，嚴重的正面對抗開始。
張居正位高權重，他的「去」和「留」代表了當時政局的走向和價值取向。主張奪情的官員和主張守制的官員，對於當時制度的運行和時局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
張居正的門客、貢生宋堯愈站在張居正的角度，分析了張居正的名氣、節義和時局等因素後，認為張居正離職丁憂守制為上策。
但是對於張居正來說，他考慮的並不是他個人的名聲和輿論，他更在意的是對權力的操控和國家的利益。在張居正看來，只有掌控了權力，才能實現理想和抱負。
主張守制的官員中，一部分是對張居正新政充滿敵意的人。其實這種反對的聲音和勢力，早在萬曆初年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在此時表現得更為集中和強大。
歷史上的每一次政治變革，總會觸及一部分官員的利益。張居正藉助皇權的力量，強行推動改革。對於那些反對改革的官員，張居正予以嚴厲罰處。
張居正嚴厲打擊官員的行為，勢必招來強烈的不滿。隨著張居正改革的不斷推進，反對力量也在積聚。
還有一部分人雖然支持張居正的新政，但是他們認為張居正作為皇帝的老師、全國人民的楷模，更應該軌物范世，遵守丁憂守孝的制度。
這部分人是傳統儒家倫理綱常的維護者，在他們身上有不畏權勢的骨氣。他們堅定地認為，張居正去職守制乃人倫之道，張居正貪戀權位，就是不忠不孝。】
【吏部尚書張瀚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奪情的官員，當初張居正看中了張瀚堅持原則的秉性，於是破格提拔了他。
面對張居正的奪情，張瀚還是堅持原則，他堅持認為張居正應該丁憂守制。
當萬曆皇帝奪情的聖諭下達到吏部後，張瀚認為「三綱淪矣」，扣下不發。結果惹怒了萬曆皇帝，罷了張瀚的官，並將其趕回原籍。
而讓張居正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兩個門生吳中行和趙用賢都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守制，解職回鄉。
張居正愕然，然後憤怒，他匍匐在孝帷中，死死地攥緊雙手，偏偏又是自己的門生。
第一次彈劾自己的是門生，第二次反對自己的還是門生。
此外張居正的同鄉、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名上疏，認為張居正奪情是「貪位忘親」。
年輕的進士鄒元標此時也跟著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而且言辭十分尖銳。
他不但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且還說張居正「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甚至說張居正實際上與禽獸無異。
鄒元標不但痛訴張居正的不是，而且連帶攻擊萬曆皇帝，說萬曆皇帝就離不開張居正。
萬曆皇帝氣的夠嗆，直接下令將上疏彈劾張居正的人全部抓起來，拉倒午門外公開廷杖。
而張居正這一次，一言不發。
許多年後，張居正身死以後，被抄家革除官蔭諡號，又是鄒元標在天啟年間奏請恢復張居正官職。這兩件事之間相隔了四十年，然而世上再無張居正。】
條鞭法並非是張居正創製的，而是浙江巡按御史龐尚鵬首倡的，他針對明朝中葉賦役名目繁多﹑負擔不公﹑實物和勞役的徵發酷虐之弊﹐在浙江初行里甲均平法﹐繼行十段錦法﹐最後行一條鞭法。
條鞭法實質上是為了改進民眾頭上不公平的徭役，條鞭法便於小民，而不便於貪墨之官府；便於貧乏，不便於作奸之富家；便於里第而不便於造弊之吏胥。
簡而言之，條鞭法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並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
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如今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污。
關於徭役征派，過去有里甲、均徭、雜泛之分。里甲按戶計征，不役者納「門銀」；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
條鞭法取消里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一起。
「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
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
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
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
唐代的有為君主，宋代的有志之士都在思考。既有一條鞭法和兩稅法之間的差異；也有在攤丁入畝的基礎之上如何更加適用於當前的國情。
明代前期打算配合攤丁入畝進行抄作業，清代一時無動於衷。
【說實話，實行條鞭法，對張居正來說沒有任何好處，他是首輔，誰敢把徭役攤派到他家中？
而且徭役派入丁糧，會增加張居正的工作負擔，只是從長遠考慮，減輕小民負擔會緩和階級矛盾，從而使社會長治久安，從這一點來看，張居正不亞於為明帝國續了命。】
「大抵歷代立法各有因時制宜之深意，而奉行不善率以病民，吏胥縱其奸，而閭閻受其困，雖復處除之詔屢頒，其及於民者能幾何矣？苟無治人，雖以三代之良法，不足以致治。」
「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而皇太后和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態度仍處於蜜月期，萬曆五年，15歲的萬曆在皇太后的主持下準備舉行婚禮，婚禮的吉日本該有欽天監負責，但兩宮太后又傳旨，一切讓張居正決定。
這時的欽天監已經給出了推測，一年之中，唯十二月大吉。
張居正考慮到萬曆十五歲結婚，年歲稍小，因為嘉靖皇帝是十六歲成婚，因此張居正上疏請明年三月舉行大婚，隨後皇太后就傳下口諭，「先生說得是，今定明年三月。」
在兩宮太后和萬曆皇帝傳於張居正的口諭中，「先生說得是」出現的頗為頻繁。】
「忠臣？良臣？賢臣？原來是權臣！」
【萬曆五年九月，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逝世，這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明代有丁憂制度，遇到重祖父母，父母喪事，自聞喪日起，不記閏月，守孝二十七個月。
丁憂必須解除官職，期滿後起復，在宗法社會中，孝道是一條不容踐踏的紅線。張居正照例上奏，請求奔喪。
然而很快吏部就收到了聖旨，為了安定社稷，萬曆不讓張居正回鄉守孝，也被稱為「奪情」。
所謂奪情，就是按照大明禮制規定，當官員提出丁憂守制時，皇帝可以用國家的權益大於臣民的理由，剝奪官員離職返鄉守制的「私情」，繼續留任履職。
當然，官員在履職期間，不需要穿公服，改穿素服照常辦公，取消一切娛樂活動，遇到祭祀、宴會等活動時由助手代為處理，這便是「奪情」。
明帝國此時確實離不開張居正，自張居正當國以來，五年多時間，太倉粟支十年，太僕寺積金四百萬餘，北邊的俺答屈服了，土蠻正在不斷潰敗，內閣裡面安靜地沒有一點波瀾。
張居正若是解職守孝27個月，這個政局能託付給誰呢？
收到萬曆皇帝不許守孝的上諭後，張居正再上書兩封請求回鄉，而萬曆皇帝則通知內閣和吏部，即使張居正上一百封奏疏，也不准他回鄉。
多情的局勢已經成了，而張居正內心又怎會不留戀如今的權勢呢？
理論上，二十七個月後可以官復原職。然而，這只是一個理論。有哪個內閣首輔致仕後能夠回來的？
除了高拱偶然捲土重來以外，權勢和時光一樣是一去不回的。
況且張居正前面致仕的幾任內閣首輔，有幾個落了個好下場的？他的政敵都潛伏在陰影處，就等他失勢的那一刻。】
漢文帝一時默然，他一直想抑制厚葬重服之風，一切從簡，不要因此影響日常生活。但沒想到，千年以降，一如既往，如何改變？
【然而這樣的結果，卻在京城的官場引起了軒然大波。
當張居正父親去世的消息傳到京城後，主張奪情視事和主張丁憂守制的官員都積極四處奔走活動，嚴重的正面對抗開始。
張居正位高權重，他的「去」和「留」代表了當時政局的走向和價值取向。主張奪情的官員和主張守制的官員，對於當時制度的運行和時局的定位有不同的理解。
張居正的門客、貢生宋堯愈站在張居正的角度，分析了張居正的名氣、節義和時局等因素後，認為張居正離職丁憂守制為上策。
但是對於張居正來說，他考慮的並不是他個人的名聲和輿論，他更在意的是對權力的操控和國家的利益。在張居正看來，只有掌控了權力，才能實現理想和抱負。
主張守制的官員中，一部分是對張居正新政充滿敵意的人。其實這種反對的聲音和勢力，早在萬曆初年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在此時表現得更為集中和強大。
歷史上的每一次政治變革，總會觸及一部分官員的利益。張居正藉助皇權的力量，強行推動改革。對於那些反對改革的官員，張居正予以嚴厲罰處。
張居正嚴厲打擊官員的行為，勢必招來強烈的不滿。隨著張居正改革的不斷推進，反對力量也在積聚。
還有一部分人雖然支持張居正的新政，但是他們認為張居正作為皇帝的老師、全國人民的楷模，更應該軌物范世，遵守丁憂守孝的制度。
這部分人是傳統儒家倫理綱常的維護者，在他們身上有不畏權勢的骨氣。他們堅定地認為，張居正去職守制乃人倫之道，張居正貪戀權位，就是不忠不孝。】
【吏部尚書張瀚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奪情的官員，當初張居正看中了張瀚堅持原則的秉性，於是破格提拔了他。
面對張居正的奪情，張瀚還是堅持原則，他堅持認為張居正應該丁憂守制。
當萬曆皇帝奪情的聖諭下達到吏部後，張瀚認為「三綱淪矣」，扣下不發。結果惹怒了萬曆皇帝，罷了張瀚的官，並將其趕回原籍。
而讓張居正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兩個門生吳中行和趙用賢都上疏請令張居正奔喪守制，解職回鄉。
張居正愕然，然後憤怒，他匍匐在孝帷中，死死地攥緊雙手，偏偏又是自己的門生。
第一次彈劾自己的是門生，第二次反對自己的還是門生。
此外張居正的同鄉、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名上疏，認為張居正奪情是「貪位忘親」。
年輕的進士鄒元標此時也跟著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而且言辭十分尖銳。
他不但批評張居正素來以「非常之人」自居，而且還說張居正「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甚至說張居正實際上與禽獸無異。
鄒元標不但痛訴張居正的不是，而且連帶攻擊萬曆皇帝，說萬曆皇帝就離不開張居正。
萬曆皇帝氣的夠嗆，直接下令將上疏彈劾張居正的人全部抓起來，拉倒午門外公開廷杖。
而張居正這一次，一言不發。
許多年後，張居正身死以後，被抄家革除官蔭諡號，又是鄒元標在天啟年間奏請恢復張居正官職。這兩件事之間相隔了四十年，然而世上再無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