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7
說鑒十：司馬光更關注商鞅的心術
司馬光基於自身的現實政治立場，對歷史上的變法革新始終抱有一種複雜的心態，比如對戰國伊始首創性的李悝變法就不敘一句、不下一言，恰恰戰國時期因為階級關係的變化和富國強兵的競逐，變法革新盛極一時，許多諸侯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嘗試和實踐，而李悝變法作為始作俑者，其基本精神在隨後跟進的各諸侯國的變法實踐特別是商鞅變法中都有體現，置之不理是不應該的。
商鞅變法的歷史影響實在太大太深遠，司馬先生無論如何是繞不開去的，只得在敘述完秦孝公的圖強決心和招賢任能後，終於提及到了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管理以及變法實施措施等諸多方面，司馬光在敘述時是有詳略取捨的，他視商鞅為奸詐政客，關注的重點是商鞅的心術。
變法革新涉及社會關係的調整、行為習慣的轉變，加之商鞅變法總體上是以嚴刑峻法增強對社會各個階層的管束力，必然會帶來不適甚至怨氣，果真就出現了「秦人不悅」的情況。一般來說，在國家治理上，民怨始終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怨沸騰又被強行壓制，終久不會有好結果。可商鞅根本就不把民情當回事，他有一整套刑名學派的理論，認為與民眾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同他們共享革新的成果就足夠了，高尚的德行不會被凡夫俗子所認同，要成就一番偉業就不可任由民眾七嘴八舌地擺布。
在君權社會，階級關係本來是尖銳對立的，對民眾的治理叫牧民，視同放牧，根本就沒當人看待，不是有一種地方長官叫州牧嗎？不是有一種盛行了幾千年的愚民政策嗎？儒、法兩家的基本學說是對抗性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驚人地一致，儒家也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跟法家的商鞅給秦孝公所說的「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有何區別？所以，君權社會的法治是自上而下的，本質上還是君權專制，其所追求的「凡事皆有法式」，實際上是只許民眾規規矩矩，不許民眾亂說亂動。有民眾也許是在高壓之下適應了新法，也許是為了討好，公開評價說還是變法好，這應該是正能量的與情，卻也激怒了商鞅，認為「此皆亂法之民也」，盡皆驅使充邊。商鞅的這個操作怪誕嗎？這樣一來不是令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嗎？其實你錯了，他把你不當人，不需要你的態度，而你還變著個笑臉妄圖象人一樣參政議政，也太不曉得什麼是神授的君權了。你說的話雖然好聽，卻壞了君權體制的根本規矩，所以也要懲處，達到的效果就是「其後，民莫敢議令」。正因為視民眾為草芥，才會在法治實施上出現極端恐怖的「以刑去刑」理論。但壓迫與反抗是對應的作用力，當壓迫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極限時，「以刑去刑」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商鞅變法儘管居功至偉，但先變死了他本人，一百年後又變死了秦帝國，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商鞅為「仁者」所不齒的心術之說都被司馬光羅列了出來，如「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上智之人立法，愚下之人受制於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窮困潦倒的商人、懶漢，全家都罰作奴隸）、「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沒有軍功，即便富有也不能獲得榮顯的社會地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王親國戚沒有立下軍功，喪失族籍）等等，都被司馬光意有所指地提及了。這些心術之論，有的是基於「牧民」的意識，有些雖然於國有益卻冒犯了貴戚，總之在司馬光看來不是智詐就是刻薄奸邪之術。
法家本來就推崇法、術、勢並用，商鞅的心術是其階級立場以及時代局限決定的。在戰國爭雄的背景下，商鞅變法總體上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後來商鞅雖遭車裂但秦法未敗，戰國爭雄的最終勝出者是秦，特別是一統華夏，難道還不足以佐證嗎？司馬光一心一意突出商鞅智險心冷、做事毒絕的一面，而不考慮徹底推行新法的巨大阻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完全是政治偏見使然。
對於一個法家的忠實實踐者來說，「立木建信」只是取信於民，隨後的障礙必然是「法令不行，自上犯之」。商鞅敢於拿王族開刀，刑加公子虔、公孫賈，辱及太子。難道他就沒有後怕嗎？改革者勇於直面萬丈深淵的執著，是一般的眼界難以理解的。
對商鞅關於尚武、推功、授爵、收司、連坐、徙都、置縣、田土、平準、賦稅、戶居等影響深遠的改革，司馬光都是不加評語地一筆帶過，不過也略有細節地轉述了商鞅的戰功。難能可貴的是肯定了「立木建信」的佳話，那是商鞅為樹立新法的權威，推動新法的貫徹實施，樹立國家信譽而做的一個局。但司馬先生明確肯定的是商鞅的「老闆」秦孝公，認為是「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至於對具體的操盤者商鞅，他就戴上有色眼鏡斜瞥了，詭秘地議論道：當年各國之間攻伐連綿，智詐蠻力為天下推崇，即使象商君這種政治意識和政治手段十分刻薄的人，卻也不忘與民立信，在民眾心裡樹立起令必行、獎必賞、罪必罰的國家信譽…
司馬光基於自身的現實政治立場，對歷史上的變法革新始終抱有一種複雜的心態，比如對戰國伊始首創性的李悝變法就不敘一句、不下一言，恰恰戰國時期因為階級關係的變化和富國強兵的競逐，變法革新盛極一時，許多諸侯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嘗試和實踐，而李悝變法作為始作俑者，其基本精神在隨後跟進的各諸侯國的變法實踐特別是商鞅變法中都有體現，置之不理是不應該的。
商鞅變法的歷史影響實在太大太深遠，司馬先生無論如何是繞不開去的，只得在敘述完秦孝公的圖強決心和招賢任能後，終於提及到了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管理以及變法實施措施等諸多方面，司馬光在敘述時是有詳略取捨的，他視商鞅為奸詐政客，關注的重點是商鞅的心術。
變法革新涉及社會關係的調整、行為習慣的轉變，加之商鞅變法總體上是以嚴刑峻法增強對社會各個階層的管束力，必然會帶來不適甚至怨氣，果真就出現了「秦人不悅」的情況。一般來說，在國家治理上，民怨始終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民怨沸騰又被強行壓制，終久不會有好結果。可商鞅根本就不把民情當回事，他有一整套刑名學派的理論，認為與民眾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同他們共享革新的成果就足夠了，高尚的德行不會被凡夫俗子所認同，要成就一番偉業就不可任由民眾七嘴八舌地擺布。
在君權社會，階級關係本來是尖銳對立的，對民眾的治理叫牧民，視同放牧，根本就沒當人看待，不是有一種地方長官叫州牧嗎？不是有一種盛行了幾千年的愚民政策嗎？儒、法兩家的基本學說是對抗性的，但在這個問題上，態度驚人地一致，儒家也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跟法家的商鞅給秦孝公所說的「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有何區別？所以，君權社會的法治是自上而下的，本質上還是君權專制，其所追求的「凡事皆有法式」，實際上是只許民眾規規矩矩，不許民眾亂說亂動。有民眾也許是在高壓之下適應了新法，也許是為了討好，公開評價說還是變法好，這應該是正能量的與情，卻也激怒了商鞅，認為「此皆亂法之民也」，盡皆驅使充邊。商鞅的這個操作怪誕嗎？這樣一來不是令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嗎？其實你錯了，他把你不當人，不需要你的態度，而你還變著個笑臉妄圖象人一樣參政議政，也太不曉得什麼是神授的君權了。你說的話雖然好聽，卻壞了君權體制的根本規矩，所以也要懲處，達到的效果就是「其後，民莫敢議令」。正因為視民眾為草芥，才會在法治實施上出現極端恐怖的「以刑去刑」理論。但壓迫與反抗是對應的作用力，當壓迫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極限時，「以刑去刑」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從這個意義上說，商鞅變法儘管居功至偉，但先變死了他本人，一百年後又變死了秦帝國，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商鞅為「仁者」所不齒的心術之說都被司馬光羅列了出來，如「智者作法，愚者制焉」（上智之人立法，愚下之人受制於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窮困潦倒的商人、懶漢，全家都罰作奴隸）、「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沒有軍功，即便富有也不能獲得榮顯的社會地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王親國戚沒有立下軍功，喪失族籍）等等，都被司馬光意有所指地提及了。這些心術之論，有的是基於「牧民」的意識，有些雖然於國有益卻冒犯了貴戚，總之在司馬光看來不是智詐就是刻薄奸邪之術。
法家本來就推崇法、術、勢並用，商鞅的心術是其階級立場以及時代局限決定的。在戰國爭雄的背景下，商鞅變法總體上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後來商鞅雖遭車裂但秦法未敗，戰國爭雄的最終勝出者是秦，特別是一統華夏，難道還不足以佐證嗎？司馬光一心一意突出商鞅智險心冷、做事毒絕的一面，而不考慮徹底推行新法的巨大阻力，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完全是政治偏見使然。
對於一個法家的忠實實踐者來說，「立木建信」只是取信於民，隨後的障礙必然是「法令不行，自上犯之」。商鞅敢於拿王族開刀，刑加公子虔、公孫賈，辱及太子。難道他就沒有後怕嗎？改革者勇於直面萬丈深淵的執著，是一般的眼界難以理解的。
對商鞅關於尚武、推功、授爵、收司、連坐、徙都、置縣、田土、平準、賦稅、戶居等影響深遠的改革，司馬光都是不加評語地一筆帶過，不過也略有細節地轉述了商鞅的戰功。難能可貴的是肯定了「立木建信」的佳話，那是商鞅為樹立新法的權威，推動新法的貫徹實施，樹立國家信譽而做的一個局。但司馬先生明確肯定的是商鞅的「老闆」秦孝公，認為是「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至於對具體的操盤者商鞅，他就戴上有色眼鏡斜瞥了，詭秘地議論道：當年各國之間攻伐連綿，智詐蠻力為天下推崇，即使象商君這種政治意識和政治手段十分刻薄的人，卻也不忘與民立信，在民眾心裡樹立起令必行、獎必賞、罪必罰的國家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