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新鄉
1946年12月的一天，隊裡開了一次會，宣布我為上尉組長，我從少尉直接升到了上尉。
沒過幾天，我在愛華家看見屋子裡放了一套黃呢子軍裝。我想這應該不是給我的，因為第一，那時上尉組長穿的都是人字呢；第二，這套軍裝戴的是少校軍銜，一朵梅花。沒想到愛華告訴我說，這是二姐派人送來的，就是給我的。
我當時很驚訝，哪有那麼快呀。她說你管這麼多做什麼，給你就拿著嘛。結果真的，第二天就宣布升我為少校，並調到黃河以北的豫北新鄉，同時任命我為新鄉豫北食鹽管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三十一集團軍政治處的副處長。
1947年1月，我就任去了新鄉。到新鄉，我的身份就不同了，我已經是校級軍官，和尉級軍官還是不一樣的，我下面的組裡有三十幾個人，有副官、參謀，也有勤務兵，基本上分為三人一個小組，共十個小組。
下了火車後，我們先是住在旅館裡，第一個任務就是找房子，城裡的房子當然不好找，我們就先在火車站附近轉，沒想到突然有個人主動和我的副官聯繫上了，說他們那裡有房子，都是收拾好了的，馬上就可以住。我們就跟著這個人過去看看。
走到同慶里，裡面有很多里弄，都是一個院子一套房，每個院子都很大，有正房、偏房、廂房、伙房、大廳，我們有三十多人，租下了兩個院子。後來想起這些奇怪的事，我才明白其中原委。共產黨的地下工作真是厲害，我現在總喜歡看特工題材的電視劇，因為裡面的很多事情，和我過去的那些巧合還真是差不多的。
住下以後，一打聽，同慶里有一個很大的房產主叫琚書雅，他家是新鄉的一個大財東，我租下的這兩個房產，還有同慶里附近的很多院落都是他的。我們在他那裡住了兩三天以後，琚書雅就過來拜訪我了，他大約30歲左右，北京清華大學畢業。
他家的情況正好和愛華對我的規定一樣，在我離開鄭州的時候，愛華一再交待我到了新鄉，不准泡舞廳，不准去逛戲園子，也就是不准到娛樂場所去，也不准見誰家有女孩，就跑去誰家住。正好這個姓琚的家裡只有兩兄弟，兩個侄兒，一個女人都沒有。
當地的女人很有意思，比如你走到誰家裡，他的堂屋裡會有一個竹帘子，你看不見裡面。你進去後問：「家裡有人嗎？」裡面回答：「沒人。」
嗯，沒人？沒人那是誰在回答呢？她的意思實際上是說家裡沒有男人，你不要進來，家裡有女人是不算數的。我試過幾次，都是這樣回答。你得明白，如果家裡是女人在答話，那你就不要去掀那個帘子，如果你掀帘子進去，那當地人就會對你不客氣的，不管你是什麼人。
我到新鄉不到一個星期，愛華就過來了，一看琚家這個情況，她表示非常滿意。
我和琚書雅之間也逐漸熟悉起來。他經常往我那裡去，他是大學生，是我的鄰居街坊，也是我們房子的主人，所以他過來串門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有時候我也會去他家坐坐。
琚家在新鄉還是有些勢力的，琚書雅也是青幫的成員，當地人都稱呼他為琚三爺。青幫洪幫當時都屬於上九流，與洪幫的兄弟之稱不同，青幫都叫做三爺五爺。閒聊中，琚書雅也知道我曾加入洪幫，因為他比我大，於是讓身邊人都稱呼我為五爺。
琚家是有錢人，但家裡是做什麼的，我開始還不太清楚，後來才知道他家除了很多房地產以外，還開了一家叫「天德」的鹽店。這個時候我才想到，他家裡開有鹽店，而我負責豫北食鹽管制，所以他才對我特別巴結，特別好，多少是有這個原因在裡面的。
我和琚書雅的來往比較多，除了工作的事情，我們也閒聊些對於歷史和時事的看法。他的很多觀點，我也很是認同。閒暇時間，他經常把我帶到旁邊的一個中心小學去玩。把工作做完後，沒事就過去打打籃球，我們和學校里一些老師的關係也都不錯，當然年紀大的沒什麼接觸，都是些愛打籃球、喜歡聊天的年輕老師，其中有四個老師和我們比較談得來。
其中有個周老師，名字已經記不清了，我覺得他很不容易，三十歲的樣子，妻子是個農村婦女，沒有工作，他家還有個岳母和兩個兒子，大兒子讀小學，小兒子才兩三歲。一家五口人都住在學校。有次周老師跟我說生活還是挺困難的，學校已經連著四個月都沒有發工資了。我還給過他兩次錢，每次兩元。
1947年3月的一天，琚書雅跑過來跟我說，學校的這四個老師被抓起來了，有人說他們是共產黨分子。當時我還不太相信，當時正是國共第二次和談，怎麼會抓共產黨人呢？
說實話，我們在訓練班接受教育的時候，並沒有講共產黨怎麼壞，而且還專門強調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怎麼樣，第二次合作怎麼樣的，那時候第二次合作正在開始談，當然談到什麼程度，我並不是很清楚。所以在他說當天上午逮捕了這四個人的時候，我還不相信。
琚書雅說：「你跟張縣長的關係很好，能不能和張縣長說一下呢？」琚三哥實際上是個做工作的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我的一切安排都了如指掌，他在我身邊實際上是有任務的，但當時我還並不清楚這些。
我和張縣長還算熟悉，也很談得來。那個時候我們之間並沒有別的交往，有時候開會見個面，比如鹽業工會開會的時候，他也喜歡談些歷史，我們之間的關係也一直處得不錯。我和他一說這事，他說：「咳，這個不是我們抓的，是集團軍抓了送到我這裡來的，是寄押在我這。」
我說：「不管是誰抓的，瞎抓也不行啊，現在正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你們把共產黨抓來，這不是破壞第二次和談嗎？」
張縣長說：「那我也沒辦法啊。」
我說：「你別聽他們的，他們肯定是在敲詐別人，放了算了。」
張縣長也知道我的情況，起碼他知道我是國防部的官員，集團軍比國防部還是要低一層，他說：「那這樣，你打個條子把人領走，可不關我的事。」
我說：「那可以，我就打了一個條子，上面簽上我李中庸的名字行不行？
他說：「那可以可以。」
張縣長接過我的條子，就吩咐下面的人把那四個老師放了，說不要為難他們。事情辦完，我剛起身要走，張縣長說：「哎，老弟，先坐著坐著。」以前他都喊我組座，現在也改口喊我老弟了。張縣長四十來歲，他拉著說：「我給你幫忙了，你也幫我一個忙吧。」
我說：「你是縣長，我能給你幫什麼忙呢？」
「你也別讓我白忙乎啊，這樣，你給我開五十擔鹽吧？」張縣長笑笑說。
這一下我明白了，他也是想賺點錢。因為當時在新鄉城內，食鹽是兩角三分錢一斤，出到新鄉城以外，就要賣一兩元錢一斤，即使離城近一點，一兩里路的地方，沒有過合河的話，也要賣五六角，也有七八角錢一斤的。我批給他50擔鹽，是兩角三分錢一斤，一出城那至少是翻倍的利潤，他要賣到一元錢一斤，那就要賺幾倍了。如果過了河，賣到太行山去，能賺得更多。
我在新鄉城外的十幾個路口都設有關卡檢查，食鹽是不能隨便運出城的。每個關卡都有三十一集團軍派一個班長和兩個士兵把守，我也派一個組員在那裡負責。我記得那時他們還在說人手不夠，還要讓我們加人。一個班值四個小時，一天一個關卡就得六個人，總共十幾個路口，另外還要派機動組到外面去調查。我派得組員至少也是少尉軍銜，也有中尉、上尉。所有路過的人都會被攔住檢查，東西由當兵的查，批得條子都由當官的看，如果批的條子上是我的名字，那就會更方便些，有時即使是委員會主任，那個三十一集團軍政治處副處長的名字，也還會被刁難一下。
我曾經聽說過，太行山的農民為了到城裡買鹽，要走兩三天的路程，在路上還得住一兩個晚上才行，並且一個人只能買一斤。到新鄉的沿路都有關卡，鹽店又都集中在城裡，城門外是沒有鹽店的，琚書雅的天德鹽店就是在城門附近。
那時正是國共第二次和談時期，因為年輕好勝，平常我就喜歡過合河，到河西的太行山區去玩，那邊是共產黨的地盤，但那時並不用避諱，我們還都是穿著軍裝，帶上四五個人轉過去玩。那邊當時也有民兵巡邏，都帶著槍，掛著紅袖章，他們看見我們都還很友好，也的確像是在和談，很和平的樣子。
但也發生過幾件事，因為我們有一個中隊駐在合河鎮，在農村里搞組訓民眾的工作，聽說他們在晚上派人過河，抓過我們幾個人過去，但究竟是誰抓的，最後也沒有什麼結果。不過我過去的那幾次，都沒發生什麼事，有時我還跑到山裡面，進去上十里路，隨便走走玩玩。我喜歡吃粗糧，特別喜歡吃河南的窩窩頭，再就是用高粱面做的煎餅，都挺大的一個，差不多得有四五十公分。過去以後到農民家裡，買幾個來吃都很隨便。
1947年4月初，這個時間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沒多久就是蔣介石五十歲生日，要準備慶典活動，還有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好像也是那個時候。突然有一天，我的衛兵帶著一個人進來，我一看是個鬍子老頭，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化裝的。
我說：「這是幹什麼？」他說：「你快救救我們吧。」我說：「怎麼了？」他說：「我們那裡發人瘟，沒幾天就死了好幾千人。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蔓延，現在已經蔓延了幾十個村子了。」
我問：「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沒有醫生？」他說：「以前也發生過，這個人瘟不好治，病人到城裡來治病，只能開三天的藥，不能帶藥走，只能住在醫院或者旅館裡把病治好了再走。」因為那時鹽和藥都是不能隨便帶走的，路上有關卡，必須要有我的批條才能帶出城去。
我決定先去看看，就帶上我的副官、勤務兵，還帶了個醫生。他們都擠在吉普車的後面，那個小吉普車和現在的不一樣，現在的吉普車比較寬敞，那時美國吉普車的後面很窄，後面的四個人只能兩個人坐在椅子上，另外兩人坐在後車輪的架子上。
我們一起出了城，吉普車不能過河，就放在河東讓司機看守，我們其他人坐船過了合河。
過去後，看到家家戶戶都哭哭鬧鬧的，用木板釘棺材。往裡走，醫生給我們每人一個口罩，我說：「你這是幹什麼，別人有病有困難，你戴個口罩算什麼？你要是嫌棄就別去。」醫生說：「不是這樣，這個病傳染性很大的。」最後我還是沒有戴，但勤務兵、副官和醫生都戴上了口罩。
這時看見對面過來一個人，衣服穿得比較乾淨也整齊，看著像個官像，戴個眼鏡，頭上圍著個白手帕。帶我們去的人趕緊介紹，說這是他們的周副縣長。介紹了情況以後，我問他這裡大概有多少人？他說：「人還不少，現在到我這裡已經蔓延三十幾個村莊，加起來有七八萬人，已死近萬人了。」
回來的路上，我讓副官給那個醫生二十塊錢，醫生還推辭，我說：「錢，你拿著，但我要跟你說個事，你今天在這裡看到和聽見的，現在就全忘掉。回去也不准跟任何人講，如果不出問題，這二十塊錢就是你的，如果走漏了風聲，那你還能不能花得了這錢就不好說了。」醫生連連擺手：「不會不會，這些事是我該做的，這個病實際上是惡性瘧疾，並不是什麼人瘟。」
說到惡性瘧疾，前段時間電視劇《康熙王朝》里也演過，康熙平定三藩以後，在打準噶爾的時候，病倒了。容妃去看他，在路上抓了兩個外國傳教士，他們就說到這一路上在鬧惡性瘧疾。這病可治，用什麼藥治呢？就是現在我們說的喹啉丸。
回城以後，我就找了新鄉最大的三家藥房，讓他們的老闆上我這裡開會。會上我說：「現在有地方發生了人瘟，為了防止人瘟擴大蔓延到我們新鄉縣來，所以我現在需要一大批藥，就是喹啉丸。」他們說有這藥。
我就讓副官去取錢，當時我手裡有特支費。所謂特支費，現在報紙上提到台灣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馬英九的特支費，其實這個名目從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就有了，但還是和現在台灣講的有些不同。
我們以前在當了少校軍官以後，就有特支費，金額比工資多一倍。比如我那時當少校，每月工資是四十八塊現洋，那我的特支費就是九十六塊現洋。特支費是給你個人的，但這錢又並不算你私人的工資，不能全部拿去養家餬口，這個特別開支費一般是用來招待你手下人的。
比如我回鄭州到大隊、到總隊開會，那裡都沒有食堂，也不會招待你吃飯，都是我們自己去外面吃。帶來的司機、副官、勤務兵住旅館、吃飯等所有的開支，就是從特支費里支出。或者說星期天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女朋友，要坐汽車，坐火車，那時的火車還要過輪渡，這些都需要用錢。到鄭州女朋友的家裡，我不可能把司機、副官、勤務兵都帶著，還要安排他們住旅館，像這樣的開支，也都是用我的特支費。
當然也還可以買香菸招待客人，但我自己不抽菸，也不買來招待客人，我的特支費沒有買過一包香菸，就是領導過來，像我們的大隊長、總隊長來了，我也是沒有香菸招待的。
我的特支費是一個月九十六塊錢，如果用不完，那剩下的就都是個人的，沒有人管，也沒人查帳，但如果用光了還不夠，那就得用自己的工資來貼補。國民黨的部隊裡也是這樣的情況，當上營長以後就有特支費了。不夠用的怎麼辦呢？所以部隊裡有吃空缺一說。政府官員那邊，我就不清楚了，縣長可能也有特支費。一般像團長到營部來，營長是不用招待團長吃飯的；專員到縣裡來視察，縣裡也是不用辦酒席招待的，檢查工作就是檢查工作，至於吃飯，還是要自己去找地方解決。
副官把我的特支費拿出來，一共四百八十塊錢，因為我不吸菸也不怎麼招待人，所以基本沒什麼開銷。
那些藥房的老闆一看就笑了：「這能有多少錢啊？這怎麼能買得到一卡車的喹啉丸呢？一卡車喹啉丸沒有七八千、上萬元是買不到的。」這不是開玩笑嗎？我哪能出得起這麼多錢，那時候上萬塊的銀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說：「這個錢是我私人的錢，我在別處也搶不到錢，我也知道這個錢不夠，不夠的錢，我一定會想辦法補償給你們，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我又跑不掉，但是這個藥你們必須在這幾天給我弄齊，我要救急用。至於差的錢，你們也知道我在這裡是做什麼的。」他們連連稱是。
我接著說：「你們把這個藥給我湊齊了，我給你們三家批六百擔鹽，每家兩百擔。城裡是兩角三分錢一斤，一出城就是五角六角、七角八角的，要是過河，還能賣到一兩塊。一斤鹽按一塊賣，你就能賺三倍，兩百擔鹽值多少錢，你們可以自己算算。」這樣一說，大家都很高興。
我說：「有個事情要跟你們講清楚，既然你們接受了，那就必須在後天把藥給我辦齊，車子我會準備好，一輛車能裝五噸喹啉丸，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今天我們在這裡說的這個事情，只有我們在場的人知道，你們出去只說販藥去賣，不准透露我今天跟你們說的話，你們也不能說哪裡有人瘟什麼的，誰透漏一個字，只要我知道了，你和你的藥房，包括你一家人，我都要把你整光了。我也不要你們立字據，說句難聽的話，如果誰走漏了消息，我隨便找兩個人往你藥房裡丟兩個手榴彈，就把藥房給炸了，再到你家裡去弄，這方面你們是干不過我的。如果這事給我辦好了，我們以後就是朋友，如果你們有困難，我也會幫忙的。」
他們連說不敢，都答應的很好，然後就散了會。
第三天中午，就有人過來說藥已經裝好，我的副官過去查看，果然已經安排妥當。這一路出城，各路關卡不好過，我就坐著我的小吉普車在前面開路，各路關卡的士兵不認識我，但帶班的官都認識我，這一路可算是暢行無阻。走到靠近河邊時，那邊的人和船都已經提前安排好了，一共用了四個小划子才把藥裝完。他們把藥划過河，我們的車也就回來了。
回來後十天左右，上次那個人又來了，提了兩隻雞和一大筐雞蛋。進門就跪下要磕頭，我連忙拉住他。他說：「哎呀，真是感謝，這個藥是真靈真好！現在這個病基本算是止住了。」他又指著那一堆雞蛋說，「這次多虧您了，我們周縣長本來想自己來的，但是又怕造成誤會，所以才讓我來。」
我說你們現在本來就困難，既然這樣，就讓副官給四塊錢。他不要。我說：「這件事情，你們有困難找到我，現在病好了，大家都高興。你今天來看我，也已經不錯了，你拿這些東西來，不也得花錢。你拿了錢，東西可以放到這裡，如果不要錢，那我就把雞蛋給你扔出去，把你人給抓起來。」
這樣他才接過錢去。我就問他這個病到底是怎麼傳染起來的。他說：「開始是因為有些人胡來，不砍材去燒，撿了幾塊棺材板來燒，煙燻得到處飄，這樣就引發了人瘟。」他們當時也不懂什麼叫瘧疾。通過這件事，我也記憶深刻，那棺材板是不能隨便亂燒的。
這件事情到此，也算是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我在新鄉剛把藥房鹽的事情辦完，1947年6月，突然接到了一個命令，讓我到鄭州緊急集合。我離開新鄉的消息非常突然，第一天通知我，第三天就離開了。
琚書雅的消息很靈通，就在我得到調離消息的第二天中午，剛吃完中午飯，他就過來叫我到他那裡去一下。我還以為他是知道了我要走，讓我再給他批一些鹽。他說不是，卻問我怎麼沒幹多少天就要走呢？我說那是命令，我也沒辦法。當時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任務，就知道要緊急調往鄭州。
他說：「這樣，你在外面做事還是挺危險的，你年紀不算大，職位倒挺高的，我給你介紹個人，可以做你的貼身保鏢。」他指著身旁站著的一個人說：「他叫趙四海。」
我一看那人挺大年紀，得有四十來歲的樣子，剃個光頭，人倒是長得非常堅實強壯。我手下幾乎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三十歲以上的都沒有。我說：「他怎麼能幹得了呢？」
「你可不要看不起他，他還是很有些功夫的。」琚書雅笑笑說。
這個人也很不客氣地走到我面前，沖我一笑，喊我一聲五爺，並要我站好。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提醒我注意，然後就用左手摟住我的腰，也不是抱著，但貼得很緊，他輕輕飄飄的一下子就竄到屋頂上去了。北方的平房比我們南方的平房要高大一些，況且這個琚家還是富貴人家的大院子，至少也有兩三米高，他摟著我一下就竄上了房頂，我還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笑著問我怎麼樣，我心裡非常驚奇。以前喜歡看小說，心想這世上還真有人有這樣的輕功啊，不簡單。他又要我站好，說完就輕輕飄飄的下來了，不是那種砰的一下重重地跳下來，而是很自然地落了地，就像走路一樣。然後他笑了一下就退開了。
琚書雅笑著說：「怎麼樣？不騙你吧？我怎麼會害你呢，聽說你們是要到沂蒙山區去，那裡是戰爭前線，有趙四海跟著你，就會安全多了。」
於是我就帶著趙四海回去，讓副官給他找了兩套衣服換上。回到鄭州後，我把這個情況跟愛華的二姐，也就是我們的秘書長說了。
二姐點頭說：「可以，你一個人在外面，有個人保護你，也安全些，就作為貼身護衛吧。」
接著就趙四海發了盒子炮，子彈也都配齊了。
沒過幾天，我在愛華家看見屋子裡放了一套黃呢子軍裝。我想這應該不是給我的，因為第一，那時上尉組長穿的都是人字呢；第二，這套軍裝戴的是少校軍銜，一朵梅花。沒想到愛華告訴我說，這是二姐派人送來的，就是給我的。
我當時很驚訝，哪有那麼快呀。她說你管這麼多做什麼，給你就拿著嘛。結果真的，第二天就宣布升我為少校，並調到黃河以北的豫北新鄉，同時任命我為新鄉豫北食鹽管制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是三十一集團軍政治處的副處長。
1947年1月，我就任去了新鄉。到新鄉，我的身份就不同了，我已經是校級軍官，和尉級軍官還是不一樣的，我下面的組裡有三十幾個人，有副官、參謀，也有勤務兵，基本上分為三人一個小組，共十個小組。
下了火車後，我們先是住在旅館裡，第一個任務就是找房子，城裡的房子當然不好找，我們就先在火車站附近轉，沒想到突然有個人主動和我的副官聯繫上了，說他們那裡有房子，都是收拾好了的，馬上就可以住。我們就跟著這個人過去看看。
走到同慶里，裡面有很多里弄，都是一個院子一套房，每個院子都很大，有正房、偏房、廂房、伙房、大廳，我們有三十多人，租下了兩個院子。後來想起這些奇怪的事，我才明白其中原委。共產黨的地下工作真是厲害，我現在總喜歡看特工題材的電視劇，因為裡面的很多事情，和我過去的那些巧合還真是差不多的。
住下以後，一打聽，同慶里有一個很大的房產主叫琚書雅，他家是新鄉的一個大財東，我租下的這兩個房產，還有同慶里附近的很多院落都是他的。我們在他那裡住了兩三天以後，琚書雅就過來拜訪我了，他大約30歲左右，北京清華大學畢業。
他家的情況正好和愛華對我的規定一樣，在我離開鄭州的時候，愛華一再交待我到了新鄉，不准泡舞廳，不准去逛戲園子，也就是不准到娛樂場所去，也不准見誰家有女孩，就跑去誰家住。正好這個姓琚的家裡只有兩兄弟，兩個侄兒，一個女人都沒有。
當地的女人很有意思，比如你走到誰家裡，他的堂屋裡會有一個竹帘子，你看不見裡面。你進去後問：「家裡有人嗎？」裡面回答：「沒人。」
嗯，沒人？沒人那是誰在回答呢？她的意思實際上是說家裡沒有男人，你不要進來，家裡有女人是不算數的。我試過幾次，都是這樣回答。你得明白，如果家裡是女人在答話，那你就不要去掀那個帘子，如果你掀帘子進去，那當地人就會對你不客氣的，不管你是什麼人。
我到新鄉不到一個星期，愛華就過來了，一看琚家這個情況，她表示非常滿意。
我和琚書雅之間也逐漸熟悉起來。他經常往我那裡去，他是大學生，是我的鄰居街坊，也是我們房子的主人，所以他過來串門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有時候我也會去他家坐坐。
琚家在新鄉還是有些勢力的，琚書雅也是青幫的成員，當地人都稱呼他為琚三爺。青幫洪幫當時都屬於上九流，與洪幫的兄弟之稱不同，青幫都叫做三爺五爺。閒聊中，琚書雅也知道我曾加入洪幫，因為他比我大，於是讓身邊人都稱呼我為五爺。
琚家是有錢人，但家裡是做什麼的，我開始還不太清楚，後來才知道他家除了很多房地產以外，還開了一家叫「天德」的鹽店。這個時候我才想到，他家裡開有鹽店，而我負責豫北食鹽管制，所以他才對我特別巴結，特別好，多少是有這個原因在裡面的。
我和琚書雅的來往比較多，除了工作的事情，我們也閒聊些對於歷史和時事的看法。他的很多觀點，我也很是認同。閒暇時間，他經常把我帶到旁邊的一個中心小學去玩。把工作做完後，沒事就過去打打籃球，我們和學校里一些老師的關係也都不錯，當然年紀大的沒什麼接觸，都是些愛打籃球、喜歡聊天的年輕老師，其中有四個老師和我們比較談得來。
其中有個周老師，名字已經記不清了，我覺得他很不容易，三十歲的樣子，妻子是個農村婦女，沒有工作，他家還有個岳母和兩個兒子，大兒子讀小學，小兒子才兩三歲。一家五口人都住在學校。有次周老師跟我說生活還是挺困難的，學校已經連著四個月都沒有發工資了。我還給過他兩次錢，每次兩元。
1947年3月的一天，琚書雅跑過來跟我說，學校的這四個老師被抓起來了，有人說他們是共產黨分子。當時我還不太相信，當時正是國共第二次和談，怎麼會抓共產黨人呢？
說實話，我們在訓練班接受教育的時候，並沒有講共產黨怎麼壞，而且還專門強調了國共第一次合作怎麼樣，第二次合作怎麼樣的，那時候第二次合作正在開始談，當然談到什麼程度，我並不是很清楚。所以在他說當天上午逮捕了這四個人的時候，我還不相信。
琚書雅說：「你跟張縣長的關係很好，能不能和張縣長說一下呢？」琚三哥實際上是個做工作的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我的一切安排都了如指掌，他在我身邊實際上是有任務的，但當時我還並不清楚這些。
我和張縣長還算熟悉，也很談得來。那個時候我們之間並沒有別的交往，有時候開會見個面，比如鹽業工會開會的時候，他也喜歡談些歷史，我們之間的關係也一直處得不錯。我和他一說這事，他說：「咳，這個不是我們抓的，是集團軍抓了送到我這裡來的，是寄押在我這。」
我說：「不管是誰抓的，瞎抓也不行啊，現在正在國共第二次合作，你們把共產黨抓來，這不是破壞第二次和談嗎？」
張縣長說：「那我也沒辦法啊。」
我說：「你別聽他們的，他們肯定是在敲詐別人，放了算了。」
張縣長也知道我的情況，起碼他知道我是國防部的官員，集團軍比國防部還是要低一層，他說：「那這樣，你打個條子把人領走，可不關我的事。」
我說：「那可以，我就打了一個條子，上面簽上我李中庸的名字行不行？
他說：「那可以可以。」
張縣長接過我的條子，就吩咐下面的人把那四個老師放了，說不要為難他們。事情辦完，我剛起身要走，張縣長說：「哎，老弟，先坐著坐著。」以前他都喊我組座，現在也改口喊我老弟了。張縣長四十來歲，他拉著說：「我給你幫忙了，你也幫我一個忙吧。」
我說：「你是縣長，我能給你幫什麼忙呢？」
「你也別讓我白忙乎啊，這樣，你給我開五十擔鹽吧？」張縣長笑笑說。
這一下我明白了，他也是想賺點錢。因為當時在新鄉城內，食鹽是兩角三分錢一斤，出到新鄉城以外，就要賣一兩元錢一斤，即使離城近一點，一兩里路的地方，沒有過合河的話，也要賣五六角，也有七八角錢一斤的。我批給他50擔鹽，是兩角三分錢一斤，一出城那至少是翻倍的利潤，他要賣到一元錢一斤，那就要賺幾倍了。如果過了河，賣到太行山去，能賺得更多。
我在新鄉城外的十幾個路口都設有關卡檢查，食鹽是不能隨便運出城的。每個關卡都有三十一集團軍派一個班長和兩個士兵把守，我也派一個組員在那裡負責。我記得那時他們還在說人手不夠，還要讓我們加人。一個班值四個小時，一天一個關卡就得六個人，總共十幾個路口，另外還要派機動組到外面去調查。我派得組員至少也是少尉軍銜，也有中尉、上尉。所有路過的人都會被攔住檢查，東西由當兵的查，批得條子都由當官的看，如果批的條子上是我的名字，那就會更方便些，有時即使是委員會主任，那個三十一集團軍政治處副處長的名字，也還會被刁難一下。
我曾經聽說過，太行山的農民為了到城裡買鹽，要走兩三天的路程，在路上還得住一兩個晚上才行，並且一個人只能買一斤。到新鄉的沿路都有關卡，鹽店又都集中在城裡，城門外是沒有鹽店的，琚書雅的天德鹽店就是在城門附近。
那時正是國共第二次和談時期，因為年輕好勝，平常我就喜歡過合河，到河西的太行山區去玩，那邊是共產黨的地盤，但那時並不用避諱，我們還都是穿著軍裝，帶上四五個人轉過去玩。那邊當時也有民兵巡邏，都帶著槍，掛著紅袖章，他們看見我們都還很友好，也的確像是在和談，很和平的樣子。
但也發生過幾件事，因為我們有一個中隊駐在合河鎮，在農村里搞組訓民眾的工作，聽說他們在晚上派人過河，抓過我們幾個人過去，但究竟是誰抓的，最後也沒有什麼結果。不過我過去的那幾次，都沒發生什麼事，有時我還跑到山裡面，進去上十里路，隨便走走玩玩。我喜歡吃粗糧，特別喜歡吃河南的窩窩頭，再就是用高粱面做的煎餅，都挺大的一個，差不多得有四五十公分。過去以後到農民家裡，買幾個來吃都很隨便。
1947年4月初，這個時間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沒多久就是蔣介石五十歲生日，要準備慶典活動，還有伊莉莎白二世登基好像也是那個時候。突然有一天，我的衛兵帶著一個人進來，我一看是個鬍子老頭，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化裝的。
我說：「這是幹什麼？」他說：「你快救救我們吧。」我說：「怎麼了？」他說：「我們那裡發人瘟，沒幾天就死了好幾千人。一個村子一個村子的蔓延，現在已經蔓延了幾十個村子了。」
我問：「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沒有醫生？」他說：「以前也發生過，這個人瘟不好治，病人到城裡來治病，只能開三天的藥，不能帶藥走，只能住在醫院或者旅館裡把病治好了再走。」因為那時鹽和藥都是不能隨便帶走的，路上有關卡，必須要有我的批條才能帶出城去。
我決定先去看看，就帶上我的副官、勤務兵，還帶了個醫生。他們都擠在吉普車的後面，那個小吉普車和現在的不一樣，現在的吉普車比較寬敞，那時美國吉普車的後面很窄，後面的四個人只能兩個人坐在椅子上，另外兩人坐在後車輪的架子上。
我們一起出了城，吉普車不能過河，就放在河東讓司機看守，我們其他人坐船過了合河。
過去後，看到家家戶戶都哭哭鬧鬧的，用木板釘棺材。往裡走，醫生給我們每人一個口罩，我說：「你這是幹什麼，別人有病有困難，你戴個口罩算什麼？你要是嫌棄就別去。」醫生說：「不是這樣，這個病傳染性很大的。」最後我還是沒有戴，但勤務兵、副官和醫生都戴上了口罩。
這時看見對面過來一個人，衣服穿得比較乾淨也整齊，看著像個官像，戴個眼鏡，頭上圍著個白手帕。帶我們去的人趕緊介紹，說這是他們的周副縣長。介紹了情況以後，我問他這裡大概有多少人？他說：「人還不少，現在到我這裡已經蔓延三十幾個村莊，加起來有七八萬人，已死近萬人了。」
回來的路上，我讓副官給那個醫生二十塊錢，醫生還推辭，我說：「錢，你拿著，但我要跟你說個事，你今天在這裡看到和聽見的，現在就全忘掉。回去也不准跟任何人講，如果不出問題，這二十塊錢就是你的，如果走漏了風聲，那你還能不能花得了這錢就不好說了。」醫生連連擺手：「不會不會，這些事是我該做的，這個病實際上是惡性瘧疾，並不是什麼人瘟。」
說到惡性瘧疾，前段時間電視劇《康熙王朝》里也演過，康熙平定三藩以後，在打準噶爾的時候，病倒了。容妃去看他，在路上抓了兩個外國傳教士，他們就說到這一路上在鬧惡性瘧疾。這病可治，用什麼藥治呢？就是現在我們說的喹啉丸。
回城以後，我就找了新鄉最大的三家藥房，讓他們的老闆上我這裡開會。會上我說：「現在有地方發生了人瘟，為了防止人瘟擴大蔓延到我們新鄉縣來，所以我現在需要一大批藥，就是喹啉丸。」他們說有這藥。
我就讓副官去取錢，當時我手裡有特支費。所謂特支費，現在報紙上提到台灣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馬英九的特支費，其實這個名目從國民黨在大陸的時候就有了，但還是和現在台灣講的有些不同。
我們以前在當了少校軍官以後，就有特支費，金額比工資多一倍。比如我那時當少校，每月工資是四十八塊現洋，那我的特支費就是九十六塊現洋。特支費是給你個人的，但這錢又並不算你私人的工資，不能全部拿去養家餬口，這個特別開支費一般是用來招待你手下人的。
比如我回鄭州到大隊、到總隊開會，那裡都沒有食堂，也不會招待你吃飯，都是我們自己去外面吃。帶來的司機、副官、勤務兵住旅館、吃飯等所有的開支，就是從特支費里支出。或者說星期天我想回去看看我的女朋友，要坐汽車，坐火車，那時的火車還要過輪渡，這些都需要用錢。到鄭州女朋友的家裡，我不可能把司機、副官、勤務兵都帶著，還要安排他們住旅館，像這樣的開支，也都是用我的特支費。
當然也還可以買香菸招待客人，但我自己不抽菸，也不買來招待客人，我的特支費沒有買過一包香菸，就是領導過來，像我們的大隊長、總隊長來了，我也是沒有香菸招待的。
我的特支費是一個月九十六塊錢，如果用不完，那剩下的就都是個人的，沒有人管，也沒人查帳，但如果用光了還不夠，那就得用自己的工資來貼補。國民黨的部隊裡也是這樣的情況，當上營長以後就有特支費了。不夠用的怎麼辦呢？所以部隊裡有吃空缺一說。政府官員那邊，我就不清楚了，縣長可能也有特支費。一般像團長到營部來，營長是不用招待團長吃飯的；專員到縣裡來視察，縣裡也是不用辦酒席招待的，檢查工作就是檢查工作，至於吃飯，還是要自己去找地方解決。
副官把我的特支費拿出來，一共四百八十塊錢，因為我不吸菸也不怎麼招待人，所以基本沒什麼開銷。
那些藥房的老闆一看就笑了：「這能有多少錢啊？這怎麼能買得到一卡車的喹啉丸呢？一卡車喹啉丸沒有七八千、上萬元是買不到的。」這不是開玩笑嗎？我哪能出得起這麼多錢，那時候上萬塊的銀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說：「這個錢是我私人的錢，我在別處也搶不到錢，我也知道這個錢不夠，不夠的錢，我一定會想辦法補償給你們，我以我的人格擔保，我又跑不掉，但是這個藥你們必須在這幾天給我弄齊，我要救急用。至於差的錢，你們也知道我在這裡是做什麼的。」他們連連稱是。
我接著說：「你們把這個藥給我湊齊了，我給你們三家批六百擔鹽，每家兩百擔。城裡是兩角三分錢一斤，一出城就是五角六角、七角八角的，要是過河，還能賣到一兩塊。一斤鹽按一塊賣，你就能賺三倍，兩百擔鹽值多少錢，你們可以自己算算。」這樣一說，大家都很高興。
我說：「有個事情要跟你們講清楚，既然你們接受了，那就必須在後天把藥給我辦齊，車子我會準備好，一輛車能裝五噸喹啉丸，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今天我們在這裡說的這個事情，只有我們在場的人知道，你們出去只說販藥去賣，不准透露我今天跟你們說的話，你們也不能說哪裡有人瘟什麼的，誰透漏一個字，只要我知道了，你和你的藥房，包括你一家人，我都要把你整光了。我也不要你們立字據，說句難聽的話，如果誰走漏了消息，我隨便找兩個人往你藥房裡丟兩個手榴彈，就把藥房給炸了，再到你家裡去弄，這方面你們是干不過我的。如果這事給我辦好了，我們以後就是朋友，如果你們有困難，我也會幫忙的。」
他們連說不敢，都答應的很好，然後就散了會。
第三天中午，就有人過來說藥已經裝好，我的副官過去查看，果然已經安排妥當。這一路出城，各路關卡不好過，我就坐著我的小吉普車在前面開路，各路關卡的士兵不認識我，但帶班的官都認識我，這一路可算是暢行無阻。走到靠近河邊時，那邊的人和船都已經提前安排好了，一共用了四個小划子才把藥裝完。他們把藥划過河，我們的車也就回來了。
回來後十天左右，上次那個人又來了，提了兩隻雞和一大筐雞蛋。進門就跪下要磕頭，我連忙拉住他。他說：「哎呀，真是感謝，這個藥是真靈真好！現在這個病基本算是止住了。」他又指著那一堆雞蛋說，「這次多虧您了，我們周縣長本來想自己來的，但是又怕造成誤會，所以才讓我來。」
我說你們現在本來就困難，既然這樣，就讓副官給四塊錢。他不要。我說：「這件事情，你們有困難找到我，現在病好了，大家都高興。你今天來看我，也已經不錯了，你拿這些東西來，不也得花錢。你拿了錢，東西可以放到這裡，如果不要錢，那我就把雞蛋給你扔出去，把你人給抓起來。」
這樣他才接過錢去。我就問他這個病到底是怎麼傳染起來的。他說：「開始是因為有些人胡來，不砍材去燒，撿了幾塊棺材板來燒，煙燻得到處飄，這樣就引發了人瘟。」他們當時也不懂什麼叫瘧疾。通過這件事，我也記憶深刻，那棺材板是不能隨便亂燒的。
這件事情到此，也算是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我在新鄉剛把藥房鹽的事情辦完，1947年6月，突然接到了一個命令，讓我到鄭州緊急集合。我離開新鄉的消息非常突然，第一天通知我，第三天就離開了。
琚書雅的消息很靈通，就在我得到調離消息的第二天中午，剛吃完中午飯，他就過來叫我到他那裡去一下。我還以為他是知道了我要走，讓我再給他批一些鹽。他說不是，卻問我怎麼沒幹多少天就要走呢？我說那是命令，我也沒辦法。當時我還不知道是什麼任務，就知道要緊急調往鄭州。
他說：「這樣，你在外面做事還是挺危險的，你年紀不算大，職位倒挺高的，我給你介紹個人，可以做你的貼身保鏢。」他指著身旁站著的一個人說：「他叫趙四海。」
我一看那人挺大年紀，得有四十來歲的樣子，剃個光頭，人倒是長得非常堅實強壯。我手下幾乎都是二十五歲以下的，三十歲以上的都沒有。我說：「他怎麼能幹得了呢？」
「你可不要看不起他，他還是很有些功夫的。」琚書雅笑笑說。
這個人也很不客氣地走到我面前，沖我一笑，喊我一聲五爺，並要我站好。我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提醒我注意，然後就用左手摟住我的腰，也不是抱著，但貼得很緊，他輕輕飄飄的一下子就竄到屋頂上去了。北方的平房比我們南方的平房要高大一些，況且這個琚家還是富貴人家的大院子，至少也有兩三米高，他摟著我一下就竄上了房頂，我還一點感覺都沒有。
他笑著問我怎麼樣，我心裡非常驚奇。以前喜歡看小說，心想這世上還真有人有這樣的輕功啊，不簡單。他又要我站好，說完就輕輕飄飄的下來了，不是那種砰的一下重重地跳下來，而是很自然地落了地，就像走路一樣。然後他笑了一下就退開了。
琚書雅笑著說：「怎麼樣？不騙你吧？我怎麼會害你呢，聽說你們是要到沂蒙山區去，那裡是戰爭前線，有趙四海跟著你，就會安全多了。」
於是我就帶著趙四海回去，讓副官給他找了兩套衣服換上。回到鄭州後，我把這個情況跟愛華的二姐，也就是我們的秘書長說了。
二姐點頭說：「可以，你一個人在外面，有個人保護你，也安全些，就作為貼身護衛吧。」
接著就趙四海發了盒子炮，子彈也都配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