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與命運
1962年的一天，人們發現商店裡原本空空如也的櫃檯和架子上忽然出現了琳琅滿目的點心和糖果，於是就知道困難的日子過去了。
浮腫消失了，恐懼感消失了，人們的臉上出現了笑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中。
那些當初離開北京回農村老家的一些人回來了解情況，希望重回北京，結果都是失望。
一天，我母親得到一個消息：經委招臨時工：工作是打掃衛生，月薪27.5元，看病報銷藥費。
已經有人報名了。有處長和科長的愛人，還有工程師的愛人，她們都不想當家庭婦女。
我父親一進家，我母親就問有沒有這事。我父親不屑地說，我早就知道這事，你不能去。
我母親堅定地說，我要參加工作。你明天去單位給我報名。你要是不去說，我自己去說！
掙這點兒錢夠幹什麼？又是臨時工，孩子誰管？
兩個兒子送幼兒園。
你知道幼兒園要多少錢？兩個兒子一個月30塊，你掙的錢還不夠給幼兒園的。家裡這麼多事，誰管？你能行嗎？你不行！
家務事，我能做的我做，我做不過來的你做，我絕不當一輩子家庭婦女！現在是新社會，男女平等，我的命運我自己決定。光靠你行嗎？臨時工也是為國家做貢獻，我要出去工作！
爭論3天，我父親很不情願地同意了我母親的要求。
我母親從小就有遠大志向。從以死反抗裹腳到艱苦求學和戰勝包辦婚姻，她等來了新社會，進了新中國的首都，新社會使她又一次戰勝了死亡。我母親認為這一切首先當然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自己，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性格。如果當初裹了腳，只能當一輩子家庭婦女，這一輩子就真的白活了。當時的北京，30歲以上的女性裹腳的占少數，由此可見在20世紀30年代，城市裡的很多人已不強迫女孩裹腳，先進思想已在舊中國占領了一塊陣地。我母親在至暗的落後農村以絕食的方式獨立反抗，確實難能可貴。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那把舊剪子，後果無法想像。
我母親認為自己應該用一生的努力奮鬥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自己沒有文化，做不成大事，那就盡力做好能做的事。無論什麼工作，只要做好了，就是報答國家，就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臨時工組建為一個班，十多人，都是女性，文化程度都在小學以下。
性格決定命運，需要前提條件。我母親自幼性格堅強，理想卻被舊社會毀滅。新社會給了她自由選擇的人生，她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她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感情是階級感情，對曾經富有的家人的感情也是階級感情。這是新一代中國婦女的共同的感情，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徵。
在舊中國，在總人口中占少數的剝削階級家庭是由剝削階級的成員和被剝削階級的成員構成的。這或許是世界上特有的畸形社會，它的被終結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認識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終於有了理解我母親的能力，因而有了寫我父母一生的能力。
班長姓楊，年齡最長，待人寬厚，大家都叫她楊大姐。開始，她每天給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分配當天的任務。一個月後，每個人的任務確定下來，我母親負責4個老局長的辦公室的衛生。
4個老局長是經委資格最老、年歲最長的局長。他們很和藹，沒有架子，但對下級要求很嚴格，批評人時態度嚴厲，令人生畏。
我母親負責他們的辦公室的衛生是他們先後提出來的要求。
每個局長每天都在辦公室里聽下級的匯報或者開會。抽菸，喝茶，搬動桌椅，弄亂沙發，何時打掃衛生就需要和局長達成默契，既保持衛生又不影響工作。
我母親的工作量過大。楊大姐主動給我母親換工作，但4個老局長都不同意換人。他們當著大家的面，以請求的口氣請我母親繼續支持他們，我母親就更努力地工作。
12月，年終總結工作剛開始布置，一樓大廳的牆上，平時貼通知或公告的地方，出現了一封致全委幹部職工的公開信。
公開信是4個老局長聯名寫的，內容是表揚公務員小唐同志——我母親。
公開信的大致內容是：小唐同志的優秀事跡簡介，老局長們的高度評價，希望全委的同志們學習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最後註明這封信是經過委領導同意後發出的，感謝這封信的書寫者。
老局長們請張副局長書寫這封信。張副局長原是故宮博物院珍寶館負責人，與郭沫若先生有詩詞往來和考古研究方面的交流，在歷史、考古和書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是著名學者。
張老先生是那種很有特點的人——無論是誰都能一眼就看得出來他是有大學問的人。這或許是「天人合一」的一種詮釋吧。
這件事在經委產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發生的一切都證明，這件事對我母親的一生有決定性影響。
新的領導們認為：新中國人人平等，公共衛生人人有責，每個人都應該輪流打掃衛生。
新的領導者們決定：辭退臨時工。但是出現了一個問題：臨時工們努力工作，怎麼對她們說呢？
不知是誰想出了一個好辦法——讓每個公務員「主動」寫辭職報告，交報告時發給一筆「辭職費」，她們就會驚喜，感謝組織的關心，這就萬全了。
新領導考慮很周到：先做男人的工作，要求他們服從組織決定，各自去對自己的老婆說。果然，男人們都服從。
考慮到她們文化水平不夠高，新領導替她們寫好「主動辭職書」，她們簽字拿錢就行了。
我父親把「主動辭職書」給我母親，沒想到我母親大怒：你把它還給他們！我自己和他們說，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父親不以為意——她們都走了，看你怎麼辦？
楊大姐召開全體會議。大家都不高興，但都表示只能簽字，拿錢回家。
楊大姐要求我母親表態。我母親說，我可以回家，但是我不簽字。明明是讓我回家，為什麼說成是我主動辭職？
第二天，處長夫人回家了，副處長的夫人回家了。
第三天，工程師的夫人回家了。
一個星期內，她們都回家了。
所有的壓力都加到我父親身上，我父親就催我母親快回家。兩人爭吵起來，我母親病了一場，幾天後仍去上班。
領導和我母親談話。領導說，讓你們回家，這是革命的需要，你為什麼不服從？
我母親把「主動辭職書」放到桌子上，說，你說辭掉我的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我接受。當初經委需要用人，我來了。現在不需要了，告訴我一聲就行了，我就回家。我來的時候說好了是臨時工，這沒有問題。問題是我沒有辭職，我想做這個工作，不想回家，是你們讓我回家的。你們這樣做反而提醒了我，你們應該給我一個證明書，證明我不是因為不好好工作被單位開除的，是單位不需要了。為什麼明明是你們「主動」，你們卻要我說假話？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你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嗎？是不是不敢說出來？
領導的頭上冒出蒸汽，汗淌了下來，張嘴瞪眼，說不出話。
他說，她們都回家了，你為什麼不同意回家？
我母親說，我不是不同意回家，我不同意的是強迫我在「主動辭職書」上簽字。明明是經委不需要我了，讓我回家我當然會回家，但是我沒有主動辭職，這不是明擺著不講理嗎？我沒有主動辭職，我也不要什麼辭職費，你做決定吧。
說得好，明天你等通知，軍代表說。
第二天，軍代表發出命令：革命工，所有臨時工都轉為正式職工。毛主席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已經辭職的女同志只要想回來，都轉正，但要退還辭職費。
她們都回來了。
軍代表對我父親說，你看我是不是說話算話？
我母親被分配到食堂工作。
浮腫消失了，恐懼感消失了，人們的臉上出現了笑容，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生活中。
那些當初離開北京回農村老家的一些人回來了解情況，希望重回北京，結果都是失望。
一天，我母親得到一個消息：經委招臨時工：工作是打掃衛生，月薪27.5元，看病報銷藥費。
已經有人報名了。有處長和科長的愛人，還有工程師的愛人，她們都不想當家庭婦女。
我父親一進家，我母親就問有沒有這事。我父親不屑地說，我早就知道這事，你不能去。
我母親堅定地說，我要參加工作。你明天去單位給我報名。你要是不去說，我自己去說！
掙這點兒錢夠幹什麼？又是臨時工，孩子誰管？
兩個兒子送幼兒園。
你知道幼兒園要多少錢？兩個兒子一個月30塊，你掙的錢還不夠給幼兒園的。家裡這麼多事，誰管？你能行嗎？你不行！
家務事，我能做的我做，我做不過來的你做，我絕不當一輩子家庭婦女！現在是新社會，男女平等，我的命運我自己決定。光靠你行嗎？臨時工也是為國家做貢獻，我要出去工作！
爭論3天，我父親很不情願地同意了我母親的要求。
我母親從小就有遠大志向。從以死反抗裹腳到艱苦求學和戰勝包辦婚姻，她等來了新社會，進了新中國的首都，新社會使她又一次戰勝了死亡。我母親認為這一切首先當然是共產黨和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自己，剩下的就是靠自己的性格。如果當初裹了腳，只能當一輩子家庭婦女，這一輩子就真的白活了。當時的北京，30歲以上的女性裹腳的占少數，由此可見在20世紀30年代，城市裡的很多人已不強迫女孩裹腳，先進思想已在舊中國占領了一塊陣地。我母親在至暗的落後農村以絕食的方式獨立反抗，確實難能可貴。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那把舊剪子，後果無法想像。
我母親認為自己應該用一生的努力奮鬥報答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恩情。自己沒有文化，做不成大事，那就盡力做好能做的事。無論什麼工作，只要做好了，就是報答國家，就是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
臨時工組建為一個班，十多人，都是女性，文化程度都在小學以下。
性格決定命運，需要前提條件。我母親自幼性格堅強，理想卻被舊社會毀滅。新社會給了她自由選擇的人生，她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
她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感情是階級感情，對曾經富有的家人的感情也是階級感情。這是新一代中國婦女的共同的感情，也是那個時代的特徵。
在舊中國，在總人口中占少數的剝削階級家庭是由剝削階級的成員和被剝削階級的成員構成的。這或許是世界上特有的畸形社會，它的被終結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認識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終於有了理解我母親的能力，因而有了寫我父母一生的能力。
班長姓楊，年齡最長，待人寬厚，大家都叫她楊大姐。開始，她每天給包括自己在內的每個人分配當天的任務。一個月後，每個人的任務確定下來，我母親負責4個老局長的辦公室的衛生。
4個老局長是經委資格最老、年歲最長的局長。他們很和藹，沒有架子，但對下級要求很嚴格，批評人時態度嚴厲，令人生畏。
我母親負責他們的辦公室的衛生是他們先後提出來的要求。
每個局長每天都在辦公室里聽下級的匯報或者開會。抽菸，喝茶，搬動桌椅，弄亂沙發，何時打掃衛生就需要和局長達成默契，既保持衛生又不影響工作。
我母親的工作量過大。楊大姐主動給我母親換工作，但4個老局長都不同意換人。他們當著大家的面，以請求的口氣請我母親繼續支持他們，我母親就更努力地工作。
12月，年終總結工作剛開始布置，一樓大廳的牆上，平時貼通知或公告的地方，出現了一封致全委幹部職工的公開信。
公開信是4個老局長聯名寫的，內容是表揚公務員小唐同志——我母親。
公開信的大致內容是：小唐同志的優秀事跡簡介，老局長們的高度評價，希望全委的同志們學習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最後註明這封信是經過委領導同意後發出的，感謝這封信的書寫者。
老局長們請張副局長書寫這封信。張副局長原是故宮博物院珍寶館負責人，與郭沫若先生有詩詞往來和考古研究方面的交流，在歷史、考古和書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是著名學者。
張老先生是那種很有特點的人——無論是誰都能一眼就看得出來他是有大學問的人。這或許是「天人合一」的一種詮釋吧。
這件事在經委產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發生的一切都證明，這件事對我母親的一生有決定性影響。
新的領導們認為：新中國人人平等，公共衛生人人有責，每個人都應該輪流打掃衛生。
新的領導者們決定：辭退臨時工。但是出現了一個問題：臨時工們努力工作，怎麼對她們說呢？
不知是誰想出了一個好辦法——讓每個公務員「主動」寫辭職報告，交報告時發給一筆「辭職費」，她們就會驚喜，感謝組織的關心，這就萬全了。
新領導考慮很周到：先做男人的工作，要求他們服從組織決定，各自去對自己的老婆說。果然，男人們都服從。
考慮到她們文化水平不夠高，新領導替她們寫好「主動辭職書」，她們簽字拿錢就行了。
我父親把「主動辭職書」給我母親，沒想到我母親大怒：你把它還給他們！我自己和他們說，我的事不用你管。
我父親不以為意——她們都走了，看你怎麼辦？
楊大姐召開全體會議。大家都不高興，但都表示只能簽字，拿錢回家。
楊大姐要求我母親表態。我母親說，我可以回家，但是我不簽字。明明是讓我回家，為什麼說成是我主動辭職？
第二天，處長夫人回家了，副處長的夫人回家了。
第三天，工程師的夫人回家了。
一個星期內，她們都回家了。
所有的壓力都加到我父親身上，我父親就催我母親快回家。兩人爭吵起來，我母親病了一場，幾天後仍去上班。
領導和我母親談話。領導說，讓你們回家，這是革命的需要，你為什麼不服從？
我母親把「主動辭職書」放到桌子上，說，你說辭掉我的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我接受。當初經委需要用人，我來了。現在不需要了，告訴我一聲就行了，我就回家。我來的時候說好了是臨時工，這沒有問題。問題是我沒有辭職，我想做這個工作，不想回家，是你們讓我回家的。你們這樣做反而提醒了我，你們應該給我一個證明書，證明我不是因為不好好工作被單位開除的，是單位不需要了。為什麼明明是你們「主動」，你們卻要我說假話？你們為什麼這樣做？你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嗎？是不是不敢說出來？
領導的頭上冒出蒸汽，汗淌了下來，張嘴瞪眼，說不出話。
他說，她們都回家了，你為什麼不同意回家？
我母親說，我不是不同意回家，我不同意的是強迫我在「主動辭職書」上簽字。明明是經委不需要我了，讓我回家我當然會回家，但是我沒有主動辭職，這不是明擺著不講理嗎？我沒有主動辭職，我也不要什麼辭職費，你做決定吧。
說得好，明天你等通知，軍代表說。
第二天，軍代表發出命令：革命工，所有臨時工都轉為正式職工。毛主席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已經辭職的女同志只要想回來，都轉正，但要退還辭職費。
她們都回來了。
軍代表對我父親說，你看我是不是說話算話？
我母親被分配到食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