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仕途漸順升司寇
孔子因為政績突出，擔任中都宰一年便升任小司空，僅過了三個月又由司空升任了司寇。
春秋時期司空掌管土木營建，主要包括水利、道路修建工程，以及王室宮殿建設等，好比是國家的建設部長。有的諸侯國還分別設立大司空、小司空，晉國就設有大司空。魯國的司空由孟孫家族世襲，當時孟懿子擔任司空，因此便任命孔子擔任小司空。
從孔子的從政軌跡來看，他這段時間升遷得異常迅速。孔子五十一歲開始正式出山，一年就完成了中都宰——小司空——司寇的三級跳。小司空是大司空的副手，中大夫品級，司寇則是主管司法的長官。而孔子此前擔任的中都宰應該是從大夫的品級。
孔子為什麼能升遷如此之快呢？一則孔子經過之前長期的積累，品德才能和影響力在魯國達到很高的境界，二則和魯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魯定公的政治需要有關。
魯定公從他兄長那裡接手魯國國君時，局勢已經發生了進一步變化，魯昭公拼死一博，不但沒能扳倒三桓，自己反而流亡他國，並身死異鄉。從此國家大部分權力落入季孫氏、叔孫氏和孟孫氏三個家族之手，魯定公這個國君基本上就是個擺設，他不甘心政權旁落，在等待時機，找准機會消滅三大家族、奪回政權。
要改變當時的局勢，魯定公迫切需要人幫助，而孔子就是最適合的人選。魯定公大力提拔孔子完全是因為他二人的目標一致，孔子能幫他奪回政權、治理國家。
孔子是主張「正名」之道的，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臣子要服從群主，兒子要服從父親。他的主張正是魯定公需要的，他的智謀也是魯定公需要的，孔子在當時列國之中聲望已經很高，他的名聲也是魯定公需要的。魯定公認為孔子能夠幫助自己實現政治目標。
如果僅有魯定公的賞識，還是照樣行不通的，要知道當時三桓的權力很大。因為孔子在陽虎事件中的政治站隊出奇地準確，所以各個實權派對其讚賞有加。
孔子曾遭陽虎羞辱，後來，孔子名氣大了，陽虎想拉攏孔子，孔子不肯與陽虎合作。陽虎的同謀公山不狃又請孔子出山，孔子再一次拒絕了。現在，陽虎和公山不狃的叛亂平定，孔子「政治正確」的先見之明立馬凸現了出來。
孔子一直主張遵從上下有序的治理關係，按照孔子的主張，像陽虎這樣的家臣，不宜權力太大。魯定公和季氏這時都明白，若早聽從孔子的建議，陽虎叛亂也許就不會發生。因此，大家劫後思痛，都同意請孔子出山。孔子早有賢名，現在國家有難了，請其出山就成為人心所向。
孔子的學生孟懿子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孔子能夠做小司空，自然離不開當時擔任大司空的孟懿子的同意與支持。是時，孔子成為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成為各派爭取的對象。季氏對孔子一向就比較認可，能夠出任中都宰裡面就有季氏的支持。孟懿子作為孔子的學生，在支持孔子上當然不甘示弱，當得知魯定公想提拔孔子，又缺少合適的職位時，就說，讓他到我這裡來吧，當我的副手！於是孔子得以擔任小司空。學生提拔老師，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常有的事。
魯國的政治鬥爭形勢選擇了孔子，把他推到了台前。孔子得以順利地從中都宰到小司空，接著又升到司寇。
在提拔孔子之初，魯定公與孔子有一段著名的對話，展示出孔子與高層人物溝通對話的智慧。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魯定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子借著魯定公的問話，在回答過程中很自然地把魯定公的思維引導到有利於自己的邏輯中去。
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有這樣的話嗎？」
孔子答道：「雖然沒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於這樣的話。有人說『做君難，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難，這不近乎於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嗎？」
孔子在回答中強調做國君之難，表示出強烈理解魯定公。這是為魯定公預熱，引起魯定公的共鳴。
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亡國，有這樣的話嗎？」
孔子回答說：「雖然沒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有人說過『做君主並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所高興的只在於說的話沒有人敢於違抗。』如果說得對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好嗎？如果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那不就近乎於一句話可以亡國嗎？」
後面的回答是核心也是目的，孔子在說明哲理的同時，也在暗示魯定公：您雖然是國君，但說的話沒有人聽，那還有什麼意思呢？言外之意：您要堅決鬥爭，把權利從三桓手中奪回來，這個我可以幫你的。
如此說來，魯定公想不重用孔子都難。
孔子做小司空僅幾個月，魯國的司寇臧會死了，臧會的兒子還小，於是魯定公提拔孔子接任司寇。司寇是魯國最高的司法長官，地位已經同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差不多了。
上任司寇以後，孔子對罪大惡極的人繩之以法，以仁德、禮教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對錯榮恥。孔子說：「以政令規範人民，以刑罰懲戒人民，人民暫時不犯罪，卻無廉恥之心。以仁德來加以引導人民，以禮來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人民不僅有廉恥之心，而且心也會歸服。」德治加法治，是良治社會的不二選擇，孔子的治國理念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孔子從治國之本——人心的角度出發，指出了以刑罰治國的局限性，刑罰只能使人民害怕而儘量避免犯罪，但這樣治標不治本，不能像道德教化那樣，使人民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從而自覺避免犯罪。這反映了孔子以德治國的思想。在他的治理下，訴訟漸少，魯國出現了少有的穩定局面。
彼時，賣羊羔豬豚的不隨意抬價；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遺留在路上的東西沒人撿拾；從四方到來的客人不必向官府請求，全都給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裡。當時有個叫沈猶氏的羊販，常常在早上用水把羊灌得飽飽的然後去賣，孔子當政後，沈猶氏不敢這麼做了。
孔子負責國家司法時也有引起爭議的案子。當時有位父親狀告兒子不孝，孔子將二人關了兩個多月也不判決，在父親請求撤訴後將兩人釋放，也沒治兒子的不孝之罪。季氏聽說後直接說，孔子欺騙自己，與之前告訴自己「國家一定要先提倡孝道」相悖。其實這也是孔子貫徹輕刑罰、重德治的思想，因為他們沒犯什麼大罪，孔子採取讓父子兩人自己醒悟的辦法，達到不刑而治的目的。
孔子在任司寇期間，魯國的實際執政者是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要辦成事情都需要得到他的首肯。
一次，孔子為了「有司之治」去見季桓子，季桓子當時不高興，事情沒批准。過了幾天，孔子又去見季桓子，但季桓子還是傲慢地對待他。弟子宰予對此非常不滿，他當著孔子的面抱怨道：「以前我聽老師說過，王公不來聘請我，我不會積極出面。現在老師多次向王公屈節，難道不應該停止這樣做嗎？」
孔子耐心地解釋：「魯國以眾相凌、以兵相暴的混亂局面由來已久，倘若有責任的人不去治理，必將大亂。這一局面需要我來處理，這麼重要的事我怎麼能耽誤呢？」
這從側面說明，孔子在擔當重任後是非常敬業與負責的。為了應對危亂的局面，不得不厚著臉皮三番五次去請示季桓子，而季桓子卻是一副愛搭不理的樣子。
春秋時期司空掌管土木營建，主要包括水利、道路修建工程，以及王室宮殿建設等，好比是國家的建設部長。有的諸侯國還分別設立大司空、小司空，晉國就設有大司空。魯國的司空由孟孫家族世襲，當時孟懿子擔任司空，因此便任命孔子擔任小司空。
從孔子的從政軌跡來看，他這段時間升遷得異常迅速。孔子五十一歲開始正式出山，一年就完成了中都宰——小司空——司寇的三級跳。小司空是大司空的副手，中大夫品級，司寇則是主管司法的長官。而孔子此前擔任的中都宰應該是從大夫的品級。
孔子為什麼能升遷如此之快呢？一則孔子經過之前長期的積累，品德才能和影響力在魯國達到很高的境界，二則和魯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魯定公的政治需要有關。
魯定公從他兄長那裡接手魯國國君時，局勢已經發生了進一步變化，魯昭公拼死一博，不但沒能扳倒三桓，自己反而流亡他國，並身死異鄉。從此國家大部分權力落入季孫氏、叔孫氏和孟孫氏三個家族之手，魯定公這個國君基本上就是個擺設，他不甘心政權旁落，在等待時機，找准機會消滅三大家族、奪回政權。
要改變當時的局勢，魯定公迫切需要人幫助，而孔子就是最適合的人選。魯定公大力提拔孔子完全是因為他二人的目標一致，孔子能幫他奪回政權、治理國家。
孔子是主張「正名」之道的，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臣子要服從群主，兒子要服從父親。他的主張正是魯定公需要的，他的智謀也是魯定公需要的，孔子在當時列國之中聲望已經很高，他的名聲也是魯定公需要的。魯定公認為孔子能夠幫助自己實現政治目標。
如果僅有魯定公的賞識，還是照樣行不通的，要知道當時三桓的權力很大。因為孔子在陽虎事件中的政治站隊出奇地準確，所以各個實權派對其讚賞有加。
孔子曾遭陽虎羞辱，後來，孔子名氣大了，陽虎想拉攏孔子，孔子不肯與陽虎合作。陽虎的同謀公山不狃又請孔子出山，孔子再一次拒絕了。現在，陽虎和公山不狃的叛亂平定，孔子「政治正確」的先見之明立馬凸現了出來。
孔子一直主張遵從上下有序的治理關係，按照孔子的主張，像陽虎這樣的家臣，不宜權力太大。魯定公和季氏這時都明白，若早聽從孔子的建議，陽虎叛亂也許就不會發生。因此，大家劫後思痛，都同意請孔子出山。孔子早有賢名，現在國家有難了，請其出山就成為人心所向。
孔子的學生孟懿子的作用同樣不可小覷。孔子能夠做小司空，自然離不開當時擔任大司空的孟懿子的同意與支持。是時，孔子成為炙手可熱的政治人物，成為各派爭取的對象。季氏對孔子一向就比較認可，能夠出任中都宰裡面就有季氏的支持。孟懿子作為孔子的學生，在支持孔子上當然不甘示弱，當得知魯定公想提拔孔子，又缺少合適的職位時，就說，讓他到我這裡來吧，當我的副手！於是孔子得以擔任小司空。學生提拔老師，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常有的事。
魯國的政治鬥爭形勢選擇了孔子，把他推到了台前。孔子得以順利地從中都宰到小司空，接著又升到司寇。
在提拔孔子之初，魯定公與孔子有一段著名的對話，展示出孔子與高層人物溝通對話的智慧。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魯定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孔子借著魯定公的問話，在回答過程中很自然地把魯定公的思維引導到有利於自己的邏輯中去。
魯定公問：「一句話就可以使國家興盛，有這樣的話嗎？」
孔子答道：「雖然沒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於這樣的話。有人說『做君難，做臣不易。』如果知道了做君的難，這不近乎於一句話可以使國家興盛嗎？」
孔子在回答中強調做國君之難，表示出強烈理解魯定公。這是為魯定公預熱，引起魯定公的共鳴。
魯定公又問：「一句話可以亡國，有這樣的話嗎？」
孔子回答說：「雖然沒有這樣的話，但有近乎這樣的話。有人說過『做君主並沒有什麼可高興的，所高興的只在於說的話沒有人敢於違抗。』如果說得對而沒有人違抗，不也好嗎？如果說得不對而沒有人違抗，那不就近乎於一句話可以亡國嗎？」
後面的回答是核心也是目的，孔子在說明哲理的同時，也在暗示魯定公：您雖然是國君，但說的話沒有人聽，那還有什麼意思呢？言外之意：您要堅決鬥爭，把權利從三桓手中奪回來，這個我可以幫你的。
如此說來，魯定公想不重用孔子都難。
孔子做小司空僅幾個月，魯國的司寇臧會死了，臧會的兒子還小，於是魯定公提拔孔子接任司寇。司寇是魯國最高的司法長官，地位已經同司徒、司馬、司空三卿差不多了。
上任司寇以後，孔子對罪大惡極的人繩之以法，以仁德、禮教教化人民，使人民知道對錯榮恥。孔子說：「以政令規範人民，以刑罰懲戒人民，人民暫時不犯罪，卻無廉恥之心。以仁德來加以引導人民，以禮來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人民不僅有廉恥之心，而且心也會歸服。」德治加法治，是良治社會的不二選擇，孔子的治國理念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
孔子從治國之本——人心的角度出發，指出了以刑罰治國的局限性，刑罰只能使人民害怕而儘量避免犯罪，但這樣治標不治本，不能像道德教化那樣，使人民懂得犯罪可恥的道理，從而自覺避免犯罪。這反映了孔子以德治國的思想。在他的治理下，訴訟漸少，魯國出現了少有的穩定局面。
彼時，賣羊羔豬豚的不隨意抬價；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遺留在路上的東西沒人撿拾；從四方到來的客人不必向官府請求，全都給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裡。當時有個叫沈猶氏的羊販，常常在早上用水把羊灌得飽飽的然後去賣，孔子當政後，沈猶氏不敢這麼做了。
孔子負責國家司法時也有引起爭議的案子。當時有位父親狀告兒子不孝，孔子將二人關了兩個多月也不判決，在父親請求撤訴後將兩人釋放，也沒治兒子的不孝之罪。季氏聽說後直接說，孔子欺騙自己，與之前告訴自己「國家一定要先提倡孝道」相悖。其實這也是孔子貫徹輕刑罰、重德治的思想，因為他們沒犯什麼大罪，孔子採取讓父子兩人自己醒悟的辦法，達到不刑而治的目的。
孔子在任司寇期間，魯國的實際執政者是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要辦成事情都需要得到他的首肯。
一次，孔子為了「有司之治」去見季桓子，季桓子當時不高興，事情沒批准。過了幾天，孔子又去見季桓子，但季桓子還是傲慢地對待他。弟子宰予對此非常不滿，他當著孔子的面抱怨道：「以前我聽老師說過，王公不來聘請我，我不會積極出面。現在老師多次向王公屈節，難道不應該停止這樣做嗎？」
孔子耐心地解釋：「魯國以眾相凌、以兵相暴的混亂局面由來已久，倘若有責任的人不去治理，必將大亂。這一局面需要我來處理，這麼重要的事我怎麼能耽誤呢？」
這從側面說明，孔子在擔當重任後是非常敬業與負責的。為了應對危亂的局面，不得不厚著臉皮三番五次去請示季桓子，而季桓子卻是一副愛搭不理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