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工作不好找了
醫科大有五個餐廳，除了東校門旁邊的那個茶餐廳以外，李越最常去的是五餐廳。這個餐廳不僅提供當地口味的飯菜，還有其它地方的風味，李越願意來，是因為這裡有川菜。
俗話說「吃飽了不想家」，多數人在吃辣的東西時都會比較有胃口，可以讓人吃得更多。李越最愛吃的是這裡做的魚香肉絲、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和宮保雞丁，回鍋肉雖然也好吃，但有點肥。他吃肥肉不行，頂多吃三片五片，多了就吃不下去了。
周末的時候，李越會約上認識的研究生一起來吃個飯，吃完飯再一起打拖拉機。除了同宿舍的周載平以外，還有腫瘤科的東哥，住在隔壁的胸外科的老曹，普外科的晉馬平和兒內科的宋士載，以及山東的幾個老鄉。
跟山東的老鄉一起聚餐玩耍的時候有兩個特點：一是酒一般都會喝得比較多；二是要儘量湊夠6個人，因為他們不打拖拉機，要打夠級（一種發明於青島的撲克遊戲，6個人打4副牌）。
住在隔壁的老曹是一個十分風趣幽默的人，他和妻子兩個人都在這裡讀研究生，同一年級，一個在胸外科，一個在婦產科，這種情況實在不多見。
他們兩口子是大學同學，從當地醫學院畢業後留在附院工作了6年，後來因為國家出台了新的規定，醫生晉升主任醫師必須是碩士及以上學歷，所以兩個人就想趁著孩子還小的時候出來讀研。
老曹兩口子很會處事兒，他們從公寓管理科要了一間宿舍，夫婦倆在研究生公寓裡居家過起了小日子。他們還經常自己做飯吃，有時候包了餃子，還會給大家分了嘗嘗。
有一天已經晚上九點多了，老曹端著一盤餃子過來，笑嘻嘻地請李越和周載平吃餃子。李越問他怎麼這麼晚才吃飯，老曹說這是宵夜，老婆子剛下夜班回來。昨天晚上一個來自香港的產婦生孩子，因為是初產婦，折騰了一個晚上加一上午，今天下午才生下來，還好是順產。產婦的老公非常高興，給在場的醫生、助產士和護士每人發了一個2000港幣的紅包。
東哥也過來了，幾個人一邊吃一邊聊天，東哥講了句北方的俗語，「餃子就酒越喝越有」，大家就順著他的話，說起了各地喝酒的風俗和趣事，老曹便給大家講了一個他們單位喜歡喝酒的大夫的故事。
他們醫院有位姓姜的麻醉師，已經五十出頭了，平時非常喜歡喝酒，特別是白酒，簡直一天三頓都要喝，後來逐漸就有點酒精中毒了，端起酒杯手就發抖，還沒端到嘴邊，酒就灑掉了一半，但喝一口下去，立馬就不抖了。
他老婆為此很擔心，跟熟悉的外科同事都打了招呼，不要帶她們家老薑去喝酒。但老薑有他自己的辦法蹭酒喝，他下午下了班就在自行車棚門口等著，看到外科的同事就跟他們一起走，很多數時候都會不請自來跟著人家去喝酒。好在他的酒風比較好，喝酒從不鬧事，喝完就回家睡覺，所以大家也不煩他。
有一回，老薑又跟著幾個外科醫生一起去喝酒，九點多喝完後大家就各自回各家了。晚上十二點多，好幾個人都接到老薑老婆打來的內線電話，問有沒有見到她們家老薑，大家都說老薑吃完飯就走了，騎自行車走的。
第二天上班，還是沒見到老薑的人影，問了保衛科，也說沒見到他。大家就有點擔心了，有人提議去報案，保衛科的人說不到24小時人家不給立案，於是只好等。
結果快到9點的時候，科里接到了老薑打來的請假電話。原來這傢伙騎上車一路跑了30多公里，到了臨近的另外一座城市，才發現走錯路了，人也沒力氣了，只好在當地找了個招待所住下了，第二天上班了，才給科里打電話請假。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都說這老薑真是個奇人，不過也確實該接受戒酒治療了。說著說著，話題又說到了畢業招聘會上來了。
當時國家已經取消了畢業分配，畢業生要自己找工作了。學校每年都會組織用人單位會到學校舉辦招聘會，畢業生和用人單位之間可以「雙向選擇」。
對華南的醫學院校畢業生來說，能夠去深圳或者到廣州，往往是一個上乘之選，但深圳作為特區，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建設，不僅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已經突飛猛進，而且各行各業都是人才濟濟，競爭非常之大。
當時在醫科大的研究生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描述在深圳找工作的窘境：「本科不如狗，碩士滿地走，博士才可以抖一抖。」這句話雖然有點誇張和戲謔，但也確實比較真實。
說到這，話題又繞回了李越身上，東哥問他：「越哥打算什麼時候回去啊？我覺得，怎麼看你都是當大夫的材料，不是當商人的材料哦。」
「哦？當商人需要什麼材料？」李越笑道，「難不成商人還需要遺傳，或者家傳的手藝和秘訣？不過，要是說起家傳來，我家裡還真的有經商的傳統呢，至少我爺爺是經過商的。」
原來，李越的爺爺在種地之餘確實也曾做過買賣，從最開始農閒時挑著擔子走鄉串戶，賣針頭線腦，到後來用板車賣居家日用品，再到後來趕著馬車去煙臺港碼頭，販賣建築材料和布匹糧油，甚至還用騾子和毛驢從海邊販過食鹽。
那還是軍閥混戰的年代，有一次他去海邊販鹽，回來的路上被臨時設卡的劉珍年手下的軍人給抓住了，要跟其他幾個販鹽的人一起被拉去槍斃。
按照部隊的規定槍斃以前，槍斃以前還要挨個在一個當官的那裡登個記，做個記錄。
輪到李越爺爺的時候，那個帶隊的軍官聽到他說出自己的姓名、和村子名稱後，突然從躺椅上站了起來，走過來又問了幾句話，然後一把拉住爺爺的手，驚喜地說：「大叔，是你啊！我終於有機會報答您老人家了！」
原來，有一年春天，李越的爺爺一大早去山裡刨地，在進山的路上碰到一個人跟他要吃的，說自己去投親戚，卻趕上打仗，親戚逃難去了，他已經三天沒吃東西、又累又餓快堅持不住了。
李越爺爺就把自己帶的一個玉米面餅子和幾塊醃蘿蔔都給了他，那人千恩萬謝地一邊吃一邊走了。
後來那人遇到劉珍年的部隊徵兵，就乾脆投軍當了兵，因為認識幾個字，還當了個連隊的文書官，就是眼前這位。
軍官說，要不是李越爺爺那天給他的那個餅子，自己就活不到今天，所以當了軍官之後一直想著有一天回來報答一下救命之恩。
李越爺爺聽了要也很驚奇，膠東的春天天亮得晚，自己上山的時候霧蒙蒙的，當時根本沒看清那人長什麼樣，只覺得救人困頓是舉手之勞，也沒圖他什麼報答。沒想到那人竟然記住了他的樣貌和說話的聲音，把他給認出來了。
軍官不僅立刻釋放了李越爺爺，而且還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要給他，爺爺堅持不要，但提了一個要求：把其他幾個人一起放了，都是本鄉本土的窮苦百姓，不是為了生計，誰會跑七、八十里地來冒這個險。軍官爽快地答應了，還給每個人寫了個路條，讓後邊的另一道關卡放行。
後來日本人來了，許世友將軍帶領八路軍在牙山和崑嵛山建立了根據地打鬼子，李越的爺爺幫八路軍買水泥修工事，被日本人發現，抓到了煙臺的日軍憲兵司令部，雖然查清楚他不是八路軍，但後來經過軍事法庭審判，被判了死刑。
八路軍雖然很著急，但也沒法去營救。家裡人更著急，多方打聽、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托人請了鎮上紅槍會的首領出面，先給憲兵隊長打了電話，說水泥是自己要買來修宅子用的，又送了些錢，李越的爺爺才被放出來，但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樣子了，不久以後就去世了。
李越沒有見過爺爺，只是聽父親講過他的故事。也在家裡的柜子里找到過爺爺的帳本，厚厚的一大本，絹紙線裝的，每一頁都有用毛筆寫的帳目，在紅色豎線里用一種專門用來記帳的字體寫了一些應該是帳目的東西，字體很飄逸，但一個字也看不懂。
聽了李越的講述，大家也跟著感慨了一番。東哥憨厚地沖他一笑：「這麼說你還真有經商的紅色革命家史昂。不過……我還是覺得你連走路、說話的樣子都像個兒科醫生，不像個商人。」
學生宿舍的夜談會往往還要歸結到帶點桃色的話題上，幾個人又聊起了南樓里哪個女研究生比較漂亮，高矮胖瘦一頓評頭論足，老曹便說起了上周末的舞會發生的一件趣事：因為舞會上歷來都是男的少、女的多，而且男的往往都不主動。研究生會的一位女宣傳委員就鼓動大家要積極參與，她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要老是坐著看哦，特別是男同學，要主動一點哦，男的動動，女的動動，很舒服的！」大家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接下來，東哥講起了他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導，說的是佛山有個搞建築的老闆，因為涉嫌犯罪被抓了，這本來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新奇的是警察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這位老闆居然有五個老婆，給他生了十二個孩子。在他被抓進了監獄之後，有三個老婆跟他劃清了界限，但原配和最小的老婆還結伴去探望他。
大家忍不住又討論了一陣，甚至還產生了爭論：這位老闆到底是一個渣男，還是一個真男人？結果大家爭論了半天，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
東哥笑著說，他們在科里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一個女生輕描淡寫說了一句：「要是我，也會跟他的。」有一位實習護士甚至說：「要是他有一所大房子，還能開著奔馳來接我，60歲以下的都我可以接受。」
話題又回到了找工作上，幾個已經工作過的人說起了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大家都認為現在畢業找工作，沒有貴人相助是不行的。有時候，還要有一筆不菲的入門費。
李越就給大家講了自己參加工作那年，單位里發生的一件事：不能上廁所的會。
1991年的時候，大學畢業還是包分配的，當時有來自不同的醫學院校的兩位畢業生，分到了同一家單位，而且他們都是學臨床的。但當時單位計劃了兩個崗位：一個是外科，一個是病理科。
那兩個畢業生都找了關係，也都想去外科，誰也不想去病理科。領導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開個常委會討論一下。
在那次會議上，主持會議的領導讓兩個人分別介紹了上學時的成績、參加過的社會實踐、擔任過的職務等基本情況，然後請大家討論一下。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參加會議的常委接下來一個個都默不作聲，要麼抽菸、喝茶，要麼就那麼干坐著，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個人發言表態。
過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其中一位畢業生大概是來之前水喝多了、憋不住，起身出去上了個廁所。等他回來後被通知：會議通過舉手投票的形式決定，他去病理科，另一位同學去了外科。
他一下子就懵了，問為什麼，他的那個學校是部屬重點院校，對方是省屬普通學校。
主持會議的領導告訴他：這是常委們投票形成的決議，少數服從多數，不需要做什麼解釋。兩個人的命運就這樣在他上廁所的時候被決定了。
幾個人聽完又忍不住笑了一陣，周載平一邊笑一邊又忍不住好奇，問了一句：「你剛才不是說兩個人都找了關係麼？怎麼上趟廁所的時間就定了，他找的那位領導為什麼不幫他說話呢？」
老曹抽了一口煙，慢悠悠地答道：「話肯定也是說了的，但說多少、怎麼說，就不一樣了。其實，到了這種關鍵時刻，關係往往也不管用了，錢才行。」
俗話說「吃飽了不想家」，多數人在吃辣的東西時都會比較有胃口，可以讓人吃得更多。李越最愛吃的是這裡做的魚香肉絲、夫妻肺片、麻婆豆腐和宮保雞丁，回鍋肉雖然也好吃，但有點肥。他吃肥肉不行，頂多吃三片五片，多了就吃不下去了。
周末的時候，李越會約上認識的研究生一起來吃個飯，吃完飯再一起打拖拉機。除了同宿舍的周載平以外，還有腫瘤科的東哥，住在隔壁的胸外科的老曹，普外科的晉馬平和兒內科的宋士載，以及山東的幾個老鄉。
跟山東的老鄉一起聚餐玩耍的時候有兩個特點：一是酒一般都會喝得比較多；二是要儘量湊夠6個人，因為他們不打拖拉機，要打夠級（一種發明於青島的撲克遊戲，6個人打4副牌）。
住在隔壁的老曹是一個十分風趣幽默的人，他和妻子兩個人都在這裡讀研究生，同一年級，一個在胸外科，一個在婦產科，這種情況實在不多見。
他們兩口子是大學同學，從當地醫學院畢業後留在附院工作了6年，後來因為國家出台了新的規定，醫生晉升主任醫師必須是碩士及以上學歷，所以兩個人就想趁著孩子還小的時候出來讀研。
老曹兩口子很會處事兒，他們從公寓管理科要了一間宿舍，夫婦倆在研究生公寓裡居家過起了小日子。他們還經常自己做飯吃，有時候包了餃子，還會給大家分了嘗嘗。
有一天已經晚上九點多了，老曹端著一盤餃子過來，笑嘻嘻地請李越和周載平吃餃子。李越問他怎麼這麼晚才吃飯，老曹說這是宵夜，老婆子剛下夜班回來。昨天晚上一個來自香港的產婦生孩子，因為是初產婦，折騰了一個晚上加一上午，今天下午才生下來，還好是順產。產婦的老公非常高興，給在場的醫生、助產士和護士每人發了一個2000港幣的紅包。
東哥也過來了，幾個人一邊吃一邊聊天，東哥講了句北方的俗語，「餃子就酒越喝越有」，大家就順著他的話，說起了各地喝酒的風俗和趣事，老曹便給大家講了一個他們單位喜歡喝酒的大夫的故事。
他們醫院有位姓姜的麻醉師，已經五十出頭了，平時非常喜歡喝酒，特別是白酒，簡直一天三頓都要喝，後來逐漸就有點酒精中毒了，端起酒杯手就發抖，還沒端到嘴邊，酒就灑掉了一半，但喝一口下去，立馬就不抖了。
他老婆為此很擔心，跟熟悉的外科同事都打了招呼，不要帶她們家老薑去喝酒。但老薑有他自己的辦法蹭酒喝，他下午下了班就在自行車棚門口等著，看到外科的同事就跟他們一起走，很多數時候都會不請自來跟著人家去喝酒。好在他的酒風比較好，喝酒從不鬧事，喝完就回家睡覺，所以大家也不煩他。
有一回，老薑又跟著幾個外科醫生一起去喝酒，九點多喝完後大家就各自回各家了。晚上十二點多，好幾個人都接到老薑老婆打來的內線電話，問有沒有見到她們家老薑，大家都說老薑吃完飯就走了，騎自行車走的。
第二天上班，還是沒見到老薑的人影，問了保衛科，也說沒見到他。大家就有點擔心了，有人提議去報案，保衛科的人說不到24小時人家不給立案，於是只好等。
結果快到9點的時候，科里接到了老薑打來的請假電話。原來這傢伙騎上車一路跑了30多公里，到了臨近的另外一座城市，才發現走錯路了，人也沒力氣了，只好在當地找了個招待所住下了，第二天上班了，才給科里打電話請假。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都說這老薑真是個奇人，不過也確實該接受戒酒治療了。說著說著，話題又說到了畢業招聘會上來了。
當時國家已經取消了畢業分配，畢業生要自己找工作了。學校每年都會組織用人單位會到學校舉辦招聘會，畢業生和用人單位之間可以「雙向選擇」。
對華南的醫學院校畢業生來說，能夠去深圳或者到廣州，往往是一個上乘之選，但深圳作為特區，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建設，不僅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經濟已經突飛猛進，而且各行各業都是人才濟濟，競爭非常之大。
當時在醫科大的研究生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描述在深圳找工作的窘境：「本科不如狗，碩士滿地走，博士才可以抖一抖。」這句話雖然有點誇張和戲謔，但也確實比較真實。
說到這，話題又繞回了李越身上，東哥問他：「越哥打算什麼時候回去啊？我覺得，怎麼看你都是當大夫的材料，不是當商人的材料哦。」
「哦？當商人需要什麼材料？」李越笑道，「難不成商人還需要遺傳，或者家傳的手藝和秘訣？不過，要是說起家傳來，我家裡還真的有經商的傳統呢，至少我爺爺是經過商的。」
原來，李越的爺爺在種地之餘確實也曾做過買賣，從最開始農閒時挑著擔子走鄉串戶，賣針頭線腦，到後來用板車賣居家日用品，再到後來趕著馬車去煙臺港碼頭，販賣建築材料和布匹糧油，甚至還用騾子和毛驢從海邊販過食鹽。
那還是軍閥混戰的年代，有一次他去海邊販鹽，回來的路上被臨時設卡的劉珍年手下的軍人給抓住了，要跟其他幾個販鹽的人一起被拉去槍斃。
按照部隊的規定槍斃以前，槍斃以前還要挨個在一個當官的那裡登個記，做個記錄。
輪到李越爺爺的時候，那個帶隊的軍官聽到他說出自己的姓名、和村子名稱後，突然從躺椅上站了起來，走過來又問了幾句話，然後一把拉住爺爺的手，驚喜地說：「大叔，是你啊！我終於有機會報答您老人家了！」
原來，有一年春天，李越的爺爺一大早去山裡刨地，在進山的路上碰到一個人跟他要吃的，說自己去投親戚，卻趕上打仗，親戚逃難去了，他已經三天沒吃東西、又累又餓快堅持不住了。
李越爺爺就把自己帶的一個玉米面餅子和幾塊醃蘿蔔都給了他，那人千恩萬謝地一邊吃一邊走了。
後來那人遇到劉珍年的部隊徵兵，就乾脆投軍當了兵，因為認識幾個字，還當了個連隊的文書官，就是眼前這位。
軍官說，要不是李越爺爺那天給他的那個餅子，自己就活不到今天，所以當了軍官之後一直想著有一天回來報答一下救命之恩。
李越爺爺聽了要也很驚奇，膠東的春天天亮得晚，自己上山的時候霧蒙蒙的，當時根本沒看清那人長什麼樣，只覺得救人困頓是舉手之勞，也沒圖他什麼報答。沒想到那人竟然記住了他的樣貌和說話的聲音，把他給認出來了。
軍官不僅立刻釋放了李越爺爺，而且還掏出身上所有的錢要給他，爺爺堅持不要，但提了一個要求：把其他幾個人一起放了，都是本鄉本土的窮苦百姓，不是為了生計，誰會跑七、八十里地來冒這個險。軍官爽快地答應了，還給每個人寫了個路條，讓後邊的另一道關卡放行。
後來日本人來了，許世友將軍帶領八路軍在牙山和崑嵛山建立了根據地打鬼子，李越的爺爺幫八路軍買水泥修工事，被日本人發現，抓到了煙臺的日軍憲兵司令部，雖然查清楚他不是八路軍，但後來經過軍事法庭審判，被判了死刑。
八路軍雖然很著急，但也沒法去營救。家裡人更著急，多方打聽、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托人請了鎮上紅槍會的首領出面，先給憲兵隊長打了電話，說水泥是自己要買來修宅子用的，又送了些錢，李越的爺爺才被放出來，但人已經被折磨得不成樣子了，不久以後就去世了。
李越沒有見過爺爺，只是聽父親講過他的故事。也在家裡的柜子里找到過爺爺的帳本，厚厚的一大本，絹紙線裝的，每一頁都有用毛筆寫的帳目，在紅色豎線里用一種專門用來記帳的字體寫了一些應該是帳目的東西，字體很飄逸，但一個字也看不懂。
聽了李越的講述，大家也跟著感慨了一番。東哥憨厚地沖他一笑：「這麼說你還真有經商的紅色革命家史昂。不過……我還是覺得你連走路、說話的樣子都像個兒科醫生，不像個商人。」
學生宿舍的夜談會往往還要歸結到帶點桃色的話題上，幾個人又聊起了南樓里哪個女研究生比較漂亮，高矮胖瘦一頓評頭論足，老曹便說起了上周末的舞會發生的一件趣事：因為舞會上歷來都是男的少、女的多，而且男的往往都不主動。研究生會的一位女宣傳委員就鼓動大家要積極參與，她當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不要老是坐著看哦，特別是男同學，要主動一點哦，男的動動，女的動動，很舒服的！」大家又是一陣哄堂大笑。
接下來，東哥講起了他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報導，說的是佛山有個搞建築的老闆，因為涉嫌犯罪被抓了，這本來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新聞，新奇的是警察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這位老闆居然有五個老婆，給他生了十二個孩子。在他被抓進了監獄之後，有三個老婆跟他劃清了界限，但原配和最小的老婆還結伴去探望他。
大家忍不住又討論了一陣，甚至還產生了爭論：這位老闆到底是一個渣男，還是一個真男人？結果大家爭論了半天，最終誰也說服不了誰。
東哥笑著說，他們在科里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一個女生輕描淡寫說了一句：「要是我，也會跟他的。」有一位實習護士甚至說：「要是他有一所大房子，還能開著奔馳來接我，60歲以下的都我可以接受。」
話題又回到了找工作上，幾個已經工作過的人說起了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大家都認為現在畢業找工作，沒有貴人相助是不行的。有時候，還要有一筆不菲的入門費。
李越就給大家講了自己參加工作那年，單位里發生的一件事：不能上廁所的會。
1991年的時候，大學畢業還是包分配的，當時有來自不同的醫學院校的兩位畢業生，分到了同一家單位，而且他們都是學臨床的。但當時單位計劃了兩個崗位：一個是外科，一個是病理科。
那兩個畢業生都找了關係，也都想去外科，誰也不想去病理科。領導們商量了一下，決定開個常委會討論一下。
在那次會議上，主持會議的領導讓兩個人分別介紹了上學時的成績、參加過的社會實踐、擔任過的職務等基本情況，然後請大家討論一下。
但有意思的是，所有參加會議的常委接下來一個個都默不作聲，要麼抽菸、喝茶，要麼就那麼干坐著，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個人發言表態。
過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其中一位畢業生大概是來之前水喝多了、憋不住，起身出去上了個廁所。等他回來後被通知：會議通過舉手投票的形式決定，他去病理科，另一位同學去了外科。
他一下子就懵了，問為什麼，他的那個學校是部屬重點院校，對方是省屬普通學校。
主持會議的領導告訴他：這是常委們投票形成的決議，少數服從多數，不需要做什麼解釋。兩個人的命運就這樣在他上廁所的時候被決定了。
幾個人聽完又忍不住笑了一陣，周載平一邊笑一邊又忍不住好奇，問了一句：「你剛才不是說兩個人都找了關係麼？怎麼上趟廁所的時間就定了，他找的那位領導為什麼不幫他說話呢？」
老曹抽了一口煙，慢悠悠地答道：「話肯定也是說了的，但說多少、怎麼說，就不一樣了。其實，到了這種關鍵時刻，關係往往也不管用了，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