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18
說鑒二十一：政績觀的黑白翻轉是一個複雜的歷史現象
孔斌是孔老夫子的第六世孫，志向高遠，頗想有一番作為，曾被魏王聘為國相，一上任就拿「嬖寵之官」、「無任之祿」開刀，舉賢任能，罷黜逢迎奉承的奸猾臣僚和尸位素餐的累贅冗員，唯才是舉，唯功是任，自然引起失權失位者的反彈，朝野震動，毀謗隨之而來，對其政績的評斷紛紛揚揚、莫衷一是。可孔斌很篤定，根本不為所動，曾對人說：事關當前與長遠的大政方略，很難取得上下一致的共同認知，自古以來，善為政者施政之初往往會受到指責。還有根有據地說：子產在鄭國為相，三年以後才無人毀謗；自己的先祖（孔子）在魯國為相，也是被國人詛咒了三個月，此後政化既成，詛咒變成了頌歌。
孔斌拿兩個人舉例：說子產施政三年「止謗」，可能性較大；說自己的先祖孔老夫子施政三個月「止謗」，就令人生疑了，但他的先祖在魯相任上約莫只幹了一年的時間，不說個三月而「止謗」，萬世師表的聖人情何以堪！為尊者諱，想必也沒有什麼人會認真較勁的。孔斌自己在魏相的任上幹得時間更短，前後只九個月就掛冠而去，原因很簡單：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方略和刀刀見紅的施政手段不為魏王所贊同，「陳大計輒不用」，一氣之下就告病稱辭了。
不必細究孔斌作為魏相是否具備作為政治家的胸懷、權謀和素養，但作為政論家，他是當之無愧的，見之史端的就有三處：
一處是他針對魏國群臣關於「秦伐趙，於魏便」的深刻辯駁，這個辯駁有理有據，把左右得益、作壁上觀的短見政見批駁得體無完膚。
另一處是他對秦將吞併六國的透徹判斷，並且認為既然六國不振，「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考慮到大周江山近八百年的歷史，在六國尚存，合縱連橫還在上演的時候，這個關於秦將代周的時限的預測是十分精準的，精準到他自己都覺得有了燃眉之急，認為既然政略不被見用，抱負無法施展，六國便是「死病無良醫」了，所以他要「自退」並且「去之速也！」形勢判斷和政治抉擇是清醒的和睿智的。
還有一處就是上文說過的關於政績評價的論述，認為良政要從破除積弊入手，存在著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衝突，一時的惡聲並不足以說明施政方略就是錯誤的。
政績就是這樣，複雜得令人喟嘆。秦滅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諸多方面實現了國家統一，但背負了兩千年的「暴政」罵名。罵歸罵，繞不過，「百代都行秦政法」。應該說，秦的「暴政」，於秦帝國的家天下來說是災難性的，但於華夏民族的團結統一來說卻是彪炳青史的。不是嗎，兩千年後，經一代偉人毛澤東一指點，秦的歷史功績就贏得了廣泛敬重，對秦始皇帝這位「暴君」的政績評價也就徹底翻轉了過來。
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才能貫徹正確的政績觀，這類政治家必須具備長遠的政治眼光、敢於犯難的政治勇氣、堅韌不拔的政治定力、成功不必在我的政治胸懷、一以貫之的政治號召力、完全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施政大略…
政客不是政治家，政治一旦淪入政客之手，就不可能有正確的政績觀。政客們的短視行為、投機行為、欺騙行為、蠱惑行為、邀功行為、結黨營私行為、極端利己主義行為以及朝令夕改等等，都是國家之禍、民族之殃。
當今世界，西方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極易導致形形色色的政客們大行其道，結果，西方國家許多政治人物的政績觀都是政客的政績觀。政客的政績觀不可能是正確的政績觀，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現就是短視的政策、邀功的政略、作秀的政治、心口不一的政治宣傳、用盡心思的黨派政治布局、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攻擊等等。
在牧民的時代，政治與人民大眾是脫節的，政績觀與民眾的口碑沒有必然聯繫，所以孔聖人的第六世孫孔斌才會說出「民之不可與慮」的話，政績及其政績觀只能交由歷史去評斷了。這就是說，在那樣的時代，民智不能參與其中，政績觀的正確與否失去了當時最廣泛最及時的評價機制，出現差錯就無可挽回了。
如果以五千年興亡盛衰、功過是非厚重的歷史為鑑，以西方國家司空見慣的政客政治為戒，執政黨科學執政，有著強大優勢的人民民主機制充分發揮，應該說，當代中國正確的政績觀更容易形成共識並一以貫之。
孔斌是孔老夫子的第六世孫，志向高遠，頗想有一番作為，曾被魏王聘為國相，一上任就拿「嬖寵之官」、「無任之祿」開刀，舉賢任能，罷黜逢迎奉承的奸猾臣僚和尸位素餐的累贅冗員，唯才是舉，唯功是任，自然引起失權失位者的反彈，朝野震動，毀謗隨之而來，對其政績的評斷紛紛揚揚、莫衷一是。可孔斌很篤定，根本不為所動，曾對人說：事關當前與長遠的大政方略，很難取得上下一致的共同認知，自古以來，善為政者施政之初往往會受到指責。還有根有據地說：子產在鄭國為相，三年以後才無人毀謗；自己的先祖（孔子）在魯國為相，也是被國人詛咒了三個月，此後政化既成，詛咒變成了頌歌。
孔斌拿兩個人舉例：說子產施政三年「止謗」，可能性較大；說自己的先祖孔老夫子施政三個月「止謗」，就令人生疑了，但他的先祖在魯相任上約莫只幹了一年的時間，不說個三月而「止謗」，萬世師表的聖人情何以堪！為尊者諱，想必也沒有什麼人會認真較勁的。孔斌自己在魏相的任上幹得時間更短，前後只九個月就掛冠而去，原因很簡單：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方略和刀刀見紅的施政手段不為魏王所贊同，「陳大計輒不用」，一氣之下就告病稱辭了。
不必細究孔斌作為魏相是否具備作為政治家的胸懷、權謀和素養，但作為政論家，他是當之無愧的，見之史端的就有三處：
一處是他針對魏國群臣關於「秦伐趙，於魏便」的深刻辯駁，這個辯駁有理有據，把左右得益、作壁上觀的短見政見批駁得體無完膚。
另一處是他對秦將吞併六國的透徹判斷，並且認為既然六國不振，「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考慮到大周江山近八百年的歷史，在六國尚存，合縱連橫還在上演的時候，這個關於秦將代周的時限的預測是十分精準的，精準到他自己都覺得有了燃眉之急，認為既然政略不被見用，抱負無法施展，六國便是「死病無良醫」了，所以他要「自退」並且「去之速也！」形勢判斷和政治抉擇是清醒的和睿智的。
還有一處就是上文說過的關於政績評價的論述，認為良政要從破除積弊入手，存在著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衝突，一時的惡聲並不足以說明施政方略就是錯誤的。
政績就是這樣，複雜得令人喟嘆。秦滅六國，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等諸多方面實現了國家統一，但背負了兩千年的「暴政」罵名。罵歸罵，繞不過，「百代都行秦政法」。應該說，秦的「暴政」，於秦帝國的家天下來說是災難性的，但於華夏民族的團結統一來說卻是彪炳青史的。不是嗎，兩千年後，經一代偉人毛澤東一指點，秦的歷史功績就贏得了廣泛敬重，對秦始皇帝這位「暴君」的政績評價也就徹底翻轉了過來。
只有高明的政治家才能貫徹正確的政績觀，這類政治家必須具備長遠的政治眼光、敢於犯難的政治勇氣、堅韌不拔的政治定力、成功不必在我的政治胸懷、一以貫之的政治號召力、完全能夠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施政大略…
政客不是政治家，政治一旦淪入政客之手，就不可能有正確的政績觀。政客們的短視行為、投機行為、欺騙行為、蠱惑行為、邀功行為、結黨營私行為、極端利己主義行為以及朝令夕改等等，都是國家之禍、民族之殃。
當今世界，西方國家所謂「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極易導致形形色色的政客們大行其道，結果，西方國家許多政治人物的政績觀都是政客的政績觀。政客的政績觀不可能是正確的政績觀，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現就是短視的政策、邀功的政略、作秀的政治、心口不一的政治宣傳、用盡心思的黨派政治布局、無所不用其極的政治攻擊等等。
在牧民的時代，政治與人民大眾是脫節的，政績觀與民眾的口碑沒有必然聯繫，所以孔聖人的第六世孫孔斌才會說出「民之不可與慮」的話，政績及其政績觀只能交由歷史去評斷了。這就是說，在那樣的時代，民智不能參與其中，政績觀的正確與否失去了當時最廣泛最及時的評價機制，出現差錯就無可挽回了。
如果以五千年興亡盛衰、功過是非厚重的歷史為鑑，以西方國家司空見慣的政客政治為戒，執政黨科學執政，有著強大優勢的人民民主機制充分發揮，應該說，當代中國正確的政績觀更容易形成共識並一以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