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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特指《資治通鑑》，讀鑒說鑒，意在讀史起興，有感而發，無框定，無羈絆。
品讀《資治通鑑》之卷一
說鑒一：司馬光的心聲＿＿他為什麼只說前朝？又為什麼從公元前403年入手？
司馬光統編《資治通鑑》，不象他的同姓先輩司馬遷那樣，從上古傳說一直書寫到當朝的武帝，而是截取了歷史的一段。他迴避了本朝，對有宋以來家天下的歷史一字不提，戛然而止於被宋王朝革新的後周年間，這究竟是他作為治史家的睿智還是對秉筆直書的怯怕？當然，先輩司馬遷是憑一己之力私家治史，並且有著刑餘之人的犯顏精神；司馬光則不同，他是得到了宋英宗、宋神宗的褒獎支持，屬於官方治史，並且在政、學兩界進退自如，以迴避的形式不毀譽本朝，也算難得了。官修前朝史，唐雖有先例，經宋司馬光一發揚，便成了史家嚴守的傳習，也成了治史者自惜自貴的慧識。至於為什麼不考三皇、不究五帝、不察殷商以至春秋，甚至棄周威烈王已君臨天下二十二年的得失於不顧，而獨獨鍾情於第二十三年的一個史實開篇呢？因為他有話要說，有肺腑之言要陳，有飽含著自己政治抱負的政治理念要表達。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有什麼特別？特別之處就是三家分晉：晉國作為周室的諸侯國，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被它的家卿韓、趙、魏瓜分了，周威烈王把持不住，竟然還冊分韓、趙、魏為諸侯。
司馬光因為與變法革新的王安石起了衝突並落了下風，一氣之下棄官而退，治史去了。他對歷史上的興衰凌替有自己的見解，便想提煉出歷史的真諦以鑒宋主，《資治通鑑》意在「有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雖是宋主親賜的書名，又何嘗不是司馬光念茲在茲的本心呢？
因為要貫穿自己的政治理念，起首就得開宗名義，浩浩史海，他選定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這個史實開卷，也是用盡了心思。
史實就是「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可司馬光對這件事的微言大義之論，用盡了筆墨，其實就是他對自己最核心的政治意念的標榜。由此可見，三家分晉的典故，是司馬光借古諷今的最佳依託，也一定是他苦心孤詣的揀選。
誰給了韓、趙、魏以正式諸侯的地位？是周室至尊威烈王也！可見下筆開卷，司馬光並沒有把操持治國理政大權的王公、大臣、屬僚放在眼裡，直截了當，首篇就是展現在一朝之主面前的「資治鑒」。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這是司馬光在洋洋八十四卷的《資治通鑑》里所下的第一句評語。禮是什麼？他說禮是紀綱，是天下之根本。有了禮的統率，就要正名分、守器形，名分就是社會地位，器形就是與特定社會地位相適配的各種用具。他進一步引述說：如果微子取代紂王，殷商就能長存，季札做了吳君，太伯就能永享祭祀，可這兩個賢良都是眼見著國家要破亡了也要堅拒僭越，為何？君臣名分，「禮之大節不可亂也」。衛國的於奚立了大功，他很有心計，不要封地，單單就要賞他繁纓。繁纓是馬身上的飾品，依禮而論，雖然是微小物件，可象於奚這樣身份的人是不該擁有的。孔子很看重這件事，認為寧可多給些封地，也萬萬不可將這個小物件賞賜於他，不然會亂了名分、壞了大禮，要「謹其微而治之」，也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道理。
司馬光感嘆道，自春秋以來，周室雖然日益衰微，君臣大禮還是盡力維繫著，晉文公重耳雄霸諸侯，也有大功於王室，但希圖以天子之禮隧葬的請求還是被襄王駁回了。如果貴為五霸之一的重耳一意孤行，便成了悖逆之臣，天下尚可「奉禮義而征之」。如今韓、趙、魏無視禮制，自己請求受封為諸侯，威烈王竟然如其所願地應允了，那就等於讓他們名正言順了，「誰得而討之！」這倒不怪別人，怪就怪在天子自己敗壞了作為天下紀綱的禮法，由此，天下也就棄禮而亂，以智詐蠻力相爭雄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光的用心是值得稱道的。
歷史在不斷演進，天下紀綱也要與時俱進，否則抱殘守缺，終久會被歷史的車輪碾為齏粉。當年司馬光與變法革新的王安石在政治上針鋒相對，屬於頑固保守派的扛旗者，他無視周威烈王時代的歷史大勢，把一個王朝衰亡的起因簡單地歸結於一次不當的冊封上，免不了也夾雜著自己的政治私貨。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光如果沒有歷史的偏見性，就一定有著歷史的局限性。
說鑒二：德才兼備何其不易？識人用人＿＿才能憑自我表見，德行要靠自律更要靠他律
晉國是被三個公卿即韓、趙、魏瓜分的，瓜分之前的一段時期，還有個與韓、趙、魏並列且略顯強勢的公卿，那就是智氏一族。公卿是晉國特殊的軍政體制的產物，具有國中之國的實力。
智氏一族到了智宣子掌舵時，大約是為了從長計議，或者是感到來日無多了，便想將兒子智瑤確立為繼承人，同時也不忘徵詢一下弟弟也是充任智囊角色的智果的意見。智果態度很明確，認為智瑤不如宣子的另一個兒子智宵，並進一步分析說：智瑤有五個長處，即美髯長大（體貌不輸人）、射御足力（騎射不輸人）、伎藝畢給（才藝不輸人）、巧文辯惠（言辭不輸人）、強毅果敢（性格不輸人），只有一個短處就是太奸詐，以奸詐的存心，配以那些個超凡的長處，沒有人能受得了，若將其確立為繼承人，智氏一族非滅亡不可。這番進言很直白，智果講的是德與才這個識人用人的大問題，在他看來，智瑤的最大缺陷是才德不適、德不配位，必然奸詐成性、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多行不義之下，必然會自斃，最終累及智氏一族。只可惜智宣子沒有把他的話當作一回事，硬是立智瑤為後。智果預料到了即將到來的災難，便一番操作，剝離了智氏族籍，另立為輔氏，以免將來慘遭滅族時被一鍋端，大約也是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在進諫，只是被無視了。
與智宣子不同，趙氏一族的趙簡子是怎麼確立繼承人的呢？他的長子叫伯魯，幼子叫無恤，吃不准到底該立誰，便想了個法子，在兩塊竹簡上各寫了些訓戒的話，分別付與兩個兒子，囑咐說必須認真領悟，從此再未提及，直到三年之後忽然問起，長子伯魯不知所云，竹簡也丟棄得不知所終，幼子無恤則記熟悟透了，不僅說得一套一套的，還在袖簡中取出竹簡呈上。這樣一來，趙簡子便立無恤為後。至於伯魯，不說別的，首先在忠孝勤謹這個德行層面就被淘汰了。
《資治通鑑》之所以緊跟著智宣子立後就提起趙簡子立後，不僅是要對兩個人立後的不同做法進行比照，還因為智氏與趙氏接下來就要上演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戲，其結局則與當初的立後直接相關。
智宣子一死，智瑤就當政了，是為智襄子，輕狂任性，也是秉性使然。他與同為公卿的韓氏的韓康子、魏氏的魏桓子飲宴，席間暴粗，侮辱了韓康子及其家相段規，有人提醒他該有所防備，吃個飯就輕易侮辱了別家的君、相，還不怕報復，又不防患於未然，危險夠大的，連蚊蟻蜂蠍都能報復人，況且結恨於別家的君、相？智襄子簡直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竟然放言說：難道有誰敢作亂嗎？能禍害人的只有他智伯瑤（智襄子）自己。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智襄子開始四面出擊，處處樹敵。他先是向韓康子強索封地，大約在宴席上羞辱此君，正是為了強取豪奪而預先使出的下馬威。韓康子哪能輕易屈服，當然不會答應的，跟他一同在宴席上受辱的家相段規卻機深智遠，認為智伯瑤這個人一味貪得無厭，不割地就會興師來伐（有騎射、剛毅之長），而一旦割地，他就得意，接著還會向另一家強索，另一家若不應允，兵戈必起，自己一方可相機而動，還避免了當下的禍患。韓康子一來勢弱，二來覺得段規這一招確實暗藏殺機，直接就是要智襄子在既得利益面前沖昏頭腦，使其一直膨脹下去，驕氣滿滿，從而走向驕兵必敗的結局，便答應下來，「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果然吃一望二，又向魏桓子強索封地，魏桓子同樣不會答應，豈料魏桓子的家相任章同樣機深智遠，他認為：不割地，立馬就會引來禍害；割地，智伯瑤必然更加驕橫，驕而輕敵是敗亡之兆。無端就被強索封地，諸卿大夫都會怯懼，大家同病相憐，同氣相求，一致應對輕敵的敵人，智氏離敗亡就不遠了。魏桓子覺得有道理，「復與之萬家之邑一。」
這樣，得益於兩個家臣的示弱之計，智襄子這頭髮瘋的野牛，直接撞向了下一個目標，可割讓封地的韓、魏兩家已成了對他微笑的死敵，暗中窺察形勢，伺機就會殺出一個回馬槍。
這一回輪到了趙簡子的繼任者趙襄子，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德行勝於兄長的趙無恤。智襄子攜割地於韓、魏的聲勢，氣焰更加囂張，直截了當，乾脆指名強索趙氏的蔡、皋狼兩塊封地。趙襄子有骨氣，斷然拒絕了。智襄子大怒，立即興師問罪。韓、魏兩家因為割地示好，必然被視為盟邦，願與不願，只得招之即來，隨同征伐，卻必然心懷二意，但智襄子過於強勢，根本不把這兩個孱弱的隊友放在眼裡，自認為完全是任他隨意擺布的跟班。
看來趙襄子無恤的德行與才智是匹配的，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主，這也緣於他的家教。在德行方面，曾經他的先父考察繼承人，就是以德為先，如今不說別的，就他斷然回絕智襄子的無理欺凌，敢於面對強敵挺身抵抗就是明證。在才智方面，曾經他的先父打發尹鐸去晉陽公幹，臨行前囑咐說：這一趟晉陽之行，以安定地方、收服人心為要。尹鐸便以少計居民戶數的法子減輕了晉陽的賦稅。此後先父對無恤說：一旦有亂就去晉陽，不要輕視尹鐸在那裡的些小施惠，也不要認為去往晉陽的路途太過遙遠。如今智襄子並帥韓、魏兩家來攻，趙襄子抵擋不過，得出走他處以避其鋒芒，去往哪裡呢？屬下舉薦的兩處地方都被他否決了：第一處路途最近又有完備堅厚的城牆，但他認為正因為修築城牆用盡了民力，百姓有怨氣，上下不能同心，還寄望於旦夕死守，縱然城牆堅厚也難保無虞；第二處倉廩充實，但他認為那是搜刮民脂的結果，必然怨聲載道，上下異心，還寄望於百姓死戰，縱然儲糧充足也難保無虞。最後，他還是選擇遠奔晉陽，希圖仰賴於尹鐸當年的寬仁之政，也是先父屬意的。這個決策過程充滿了智慧，顯然又是他才智過人的明證。
這樣，德才兼備的趙襄子，與寡恩薄情恃才黷武的智襄子以及心懷二意的韓康子、魏桓子在晉陽對決起來，結果因為智襄子的輕佻妄言致使自家陣營相互猜忌，歷史積怨又致使韓、魏兩家掩飾著雪恥的本心，加之晉陽官民一心一意的拼死抵抗和趙襄子的瓦解策反，智襄子終於大敗，身死族滅，最終應驗了他叔父輔果的不祥預測。輔果活了下來，必然也是趙襄子仁德的結果。
智襄子之所以身死族滅，司馬光斷定是才勝於德的結果，由此大發了一番宏論，認為德是才的統帥，才是德的輔助，德才全盡（德行厚實得不能再厚實，才能高深得不能再高深）是聖人，德才兼亡（失德失才）是愚人，德勝於才是君子，才勝於德是小人。由此又說到用人上，認為如果聖人、君子難得，用小人還不如用愚人，為什麼呢？他解釋說：君子做事是善行，有才華會使善行放大；小人做事是惡行，有才華會使惡行放大。至於愚人，因為既無德也無才，縱然行惡，也會因為才智欠缺，最終也難遂其奸，造不成什麼惡果。又回到察人用人上，認為德厚之人受人崇敬，才高之人使人戀惜；因為崇敬，容易敬而遠之，因為戀惜，容易親近無間。因此，選人用人時，極易重才輕德，用人失察。
這是司馬光在整部《資治通鑑》里的第二篇高論，專門闡述自己對人才的見解。應該說，他從德與才兩端審視，提出了聖人、君子、小人、愚人之別，分析入理，值得欽佩。但是，本著「有資於治道」的初衷，其落腳點還在於識人用人。在這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上，他主張棄用小人，並感嘆「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小人），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結論是在識人用人上必須嚴格區分才與德，知道熟輕熟重，意思是舉賢任能必須德才兼備並且以德為先，這個標準一直是當代組織人事工作的金科玉律。
拿科學的眼光看，司馬先生所說的「德才全盡」的的確確是違反辯證法的頂極之說，因而所謂「聖人」在現實世界裡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對於識人用人無任何意義。他所說的「愚人」，因為無德無才，也就無賢無能，與舉賢任能的人才工作也就沾不上邊。他所說的「小人」，完全抹煞了個體的長處和人生演變的階段性特徵，以此指導組織人事工作，極易產生「洪洞縣裡無好人」的錯覺。至於被後人從他的主張中概括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這條金科玉律，用之「識人」即對一個有經歷的人作一辯識倒無可厚非，那也僅僅是基於對既往人生軌跡的考察和局限性論斷，以之「用人」則是靠不住的，因為亂臣賊子非但在司馬先生之前數不勝數，就是在司馬先生之後直到當代，也是比比皆是、觸目驚心的，可見這條金科玉律縱然被司馬先生早在940年前就提煉了出來，可要說從那時起就顯著改善了歷朝歷代的識人用人問題，還得打個大大的問號。細究起來，僅憑這樣一條金科玉律，選人用人是存在明顯的制度疏漏的。
中國人大概多有慈愛之心，信奉「人性善」，認為惡行完全是「習相遠」使然，因而注重成長時期的教化，對失足者大多也秉承治病救人的原則。這有優越性，益於培養社會的普遍愛心，益於營造社會的寬容精神。
但究竟是「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這是一個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不清的問題，糾纏這個問題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應該說，面對任何一個人，簡單地下一個或善或惡的結論是唐突的，人不可貌相，說是慧眼識英才，多半只是把握了一個大概，並且對「英才」未來人生軌跡的預測是完全主觀的，很難求得準確性。現在那麼多貪腐官員，大多都經過了嚴格選拔和多層次多崗位歷練，當初有誰能夠預測到他終久會違法犯罪？
在「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問題上，科學的態度是以最大的真誠寄望於「人性善」，同時以最大的疑心防範其「人性惡」。如果這一條也能成為金科玉律，贅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之後，選人用人就不會出現制度上的疏漏。
一個人有沒有才，得憑自我表見，實踐出真知，有才無才不能憑空捏造。應該說，任何人，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時段都能顯現出他的長處，至少也是一種用處，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各有才，只是要會用善用。
才的方面靠自我表見，靠發現人才、認可人才，用好人才，哪德的方面呢？靠自律，但單靠自律就缺乏底線思維，最可靠的是靠他律。認識到人的可塑性，就不要滿眼儘是些「小人」，把選人用人局限在狹小的圈子裡；同樣，認識到人的可變性，就不要一選了之、一用了之，而要把科學嚴格的監督制度建立健全起來，把人民當家做主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真正使權力運行在陽光下，唯其如此，則政通人和，風清氣正，困擾幾千年的德才難題即便不能迎刃而解，至少也能大為改觀。
說鑒三：趙無恤果然氣度超凡
在歷史的長河裡，每一代芸芸眾生中，總有些氣度超凡的人，他們德行厚重，才智高深，心胸寬廣，處亂不驚，遇禍不避，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危機時刻能以殉道者的精神閃耀暴發，忘我無我只為千秋大業。
華夏文明看春秋，春秋大義看晉國。晉國作為春秋五霸之一，後來雖然一分為三，被韓、趙、魏取代，但韓、趙、魏均入列戰國七雄，也就是說，戰國七雄，晉國獨占其三，可見晉國的遺存都多麼強大。
晉國六卿之一的趙，是在趙籍時擠入諸侯國的，它的強大絕非一朝之功。趙籍被稱為趙烈侯，之前的祖輩們雖是晉國的公卿，但他的曾祖卻例外，曾祖就是把趙簡子的訓戒竹簡丟之腦後，因而無緣承繼趙氏祖業的那位趙伯魯。
其實從趙籍上溯到伯魯並不遙遠：趙籍的父親是趙獻子浣，浣的父親是代，代早亡，代死時伯魯的弟弟即趙襄子無恤正在晉國公卿的任上。
趙籍的曾祖沒什麼值得稱道的，但他的曾叔祖即趙襄子無恤卻雄才大略，正是這個趙襄子無恤，奠定了趙家後來能擠身於戰國七雄的家國基業。
前文敘述過，趙襄子無恤堅拒了智襄子瑤的無理強索，立即招來了智、魏、韓三家的聯合殺伐，他遠走晉陽，與民死守，適時使出離間之策，剿滅了智氏一族。從此，六卿之中再無智氏，其田土封地被趙、魏、韓三家瓜分。
智襄子寡廉鮮恥，專好以強凌弱，毫無道德底線，終致身死族滅，等於親手把自己連同家族徹底埋葬了。
德與才是相輔相成的，當初智果評價他的侄子瑤（智襄子），認為是才至高而德至薄，看來那些話也過頭了，一個才氣過人的人，起碼要設法立於不敗之地，起碼要能警覺到眼前的危機，起碼要能未雨綢繆，起碼要能化險為夷，而要做到以上這些，該不惹的事端就不惹，該不拿的利益就不拿，該不輕易與人為敵就不與人為敵，這樣一來，必然敦厚和善，誰還認為他薄德寡恩呢？可見，瑤（智襄子）的才智一定是低水平的，很可能就善於使些小聰明，邀寵於他老爹，也讓他叔叔智果產生了錯覺。
一定是智襄子瑤做事太下作，也一定是趙襄子無恤認為他死有餘辜，所以竟將其頭骨做成飲具使用。不料這一辱沒之舉，激起了一位義士之憤，他叫豫讓，曾是智襄子的家臣，立志為主報仇，偽裝成廁所清潔工行刺。趙襄子如廁時心有不安，令人搜查，豫讓便被擒獲，即將被殺，不料趙襄子不允許，竟給放走了，並說：豫讓為主子報仇，是位真正的義士，自己今後小心提防著就是了。
這就是趙襄子無恤非同尋常的胸懷和智識。從道德範式上講，殺掉義士是害賢，英雄相惜，所以不殺而赦；從才智上講，讚頌義士，寬宥義士，既是對天下義士的激勵，也是對家臣屬僚隨從的鞭策。從古至今，不同社會層面，一些德高才雄成就不俗的人，在對階下囚的分辯和處理上，往往會展現出趙襄子無恤這樣的格局。
豫讓不死心，還是決意要行刺，便扮作乞丐，以圖再尋殺機。友人建議他去做趙襄子的家臣，認為憑他的才氣一定會被賞識，成為親信後再圖行刺易如反掌。不料豫讓說道：既然委身為家臣，再去害死家主，就是存了二心。自己走上這條極難成功的路，正是要警示天下懷有二心的臣子。
豫讓最終還是沒能行刺成功，大約他也很矛盾，因為行刺的對象已經放生過他一次了。他死得也很俠氣，並留下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閱己者容」的千古絕句。
雄才大略的趙襄子無恤與俠士豫讓，作為一對因復仇行刺而有過兩次直面交集的歷史人物十分適配，演繹出的這段歷史佳話是春秋大義的典範。
趙襄子無恤上演的春秋大義還在繼續：他有五個兒子，但就是不肯設置繼承者，因為他覺得自己承繼家業有虧於兄長伯魯，最終還是立伯魯的孫子浣為後。到了浣的兒子籍，趙氏便擠身為諸侯。趙襄子有德有能有功，卻執意不以親子立後，一定有他的遠見卓識。歷史的公正評價認為，趙國作為戰國七雄之一，趙襄子無恤是真正的奠基人。
歷史上總有些仙俠式的人物，事了拂衣去，不帶半片雲，他們好象是專為成功某件事而來，功成則身退，忘我揮別，令人無限唏噓。
趙襄子無恤就是仙俠式的人物。
品讀《資治通鑑》之卷一
說鑒一：司馬光的心聲＿＿他為什麼只說前朝？又為什麼從公元前403年入手？
司馬光統編《資治通鑑》，不象他的同姓先輩司馬遷那樣，從上古傳說一直書寫到當朝的武帝，而是截取了歷史的一段。他迴避了本朝，對有宋以來家天下的歷史一字不提，戛然而止於被宋王朝革新的後周年間，這究竟是他作為治史家的睿智還是對秉筆直書的怯怕？當然，先輩司馬遷是憑一己之力私家治史，並且有著刑餘之人的犯顏精神；司馬光則不同，他是得到了宋英宗、宋神宗的褒獎支持，屬於官方治史，並且在政、學兩界進退自如，以迴避的形式不毀譽本朝，也算難得了。官修前朝史，唐雖有先例，經宋司馬光一發揚，便成了史家嚴守的傳習，也成了治史者自惜自貴的慧識。至於為什麼不考三皇、不究五帝、不察殷商以至春秋，甚至棄周威烈王已君臨天下二十二年的得失於不顧，而獨獨鍾情於第二十三年的一個史實開篇呢？因為他有話要說，有肺腑之言要陳，有飽含著自己政治抱負的政治理念要表達。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有什麼特別？特別之處就是三家分晉：晉國作為周室的諸侯國，曾經的春秋五霸之一，被它的家卿韓、趙、魏瓜分了，周威烈王把持不住，竟然還冊分韓、趙、魏為諸侯。
司馬光因為與變法革新的王安石起了衝突並落了下風，一氣之下棄官而退，治史去了。他對歷史上的興衰凌替有自己的見解，便想提煉出歷史的真諦以鑒宋主，《資治通鑑》意在「有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雖是宋主親賜的書名，又何嘗不是司馬光念茲在茲的本心呢？
因為要貫穿自己的政治理念，起首就得開宗名義，浩浩史海，他選定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的這個史實開卷，也是用盡了心思。
史實就是「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可司馬光對這件事的微言大義之論，用盡了筆墨，其實就是他對自己最核心的政治意念的標榜。由此可見，三家分晉的典故，是司馬光借古諷今的最佳依託，也一定是他苦心孤詣的揀選。
誰給了韓、趙、魏以正式諸侯的地位？是周室至尊威烈王也！可見下筆開卷，司馬光並沒有把操持治國理政大權的王公、大臣、屬僚放在眼裡，直截了當，首篇就是展現在一朝之主面前的「資治鑒」。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這是司馬光在洋洋八十四卷的《資治通鑑》里所下的第一句評語。禮是什麼？他說禮是紀綱，是天下之根本。有了禮的統率，就要正名分、守器形，名分就是社會地位，器形就是與特定社會地位相適配的各種用具。他進一步引述說：如果微子取代紂王，殷商就能長存，季札做了吳君，太伯就能永享祭祀，可這兩個賢良都是眼見著國家要破亡了也要堅拒僭越，為何？君臣名分，「禮之大節不可亂也」。衛國的於奚立了大功，他很有心計，不要封地，單單就要賞他繁纓。繁纓是馬身上的飾品，依禮而論，雖然是微小物件，可象於奚這樣身份的人是不該擁有的。孔子很看重這件事，認為寧可多給些封地，也萬萬不可將這個小物件賞賜於他，不然會亂了名分、壞了大禮，要「謹其微而治之」，也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道理。
司馬光感嘆道，自春秋以來，周室雖然日益衰微，君臣大禮還是盡力維繫著，晉文公重耳雄霸諸侯，也有大功於王室，但希圖以天子之禮隧葬的請求還是被襄王駁回了。如果貴為五霸之一的重耳一意孤行，便成了悖逆之臣，天下尚可「奉禮義而征之」。如今韓、趙、魏無視禮制，自己請求受封為諸侯，威烈王竟然如其所願地應允了，那就等於讓他們名正言順了，「誰得而討之！」這倒不怪別人，怪就怪在天子自己敗壞了作為天下紀綱的禮法，由此，天下也就棄禮而亂，以智詐蠻力相爭雄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光的用心是值得稱道的。
歷史在不斷演進，天下紀綱也要與時俱進，否則抱殘守缺，終久會被歷史的車輪碾為齏粉。當年司馬光與變法革新的王安石在政治上針鋒相對，屬於頑固保守派的扛旗者，他無視周威烈王時代的歷史大勢，把一個王朝衰亡的起因簡單地歸結於一次不當的冊封上，免不了也夾雜著自己的政治私貨。從這個意義上講，司馬光如果沒有歷史的偏見性，就一定有著歷史的局限性。
說鑒二：德才兼備何其不易？識人用人＿＿才能憑自我表見，德行要靠自律更要靠他律
晉國是被三個公卿即韓、趙、魏瓜分的，瓜分之前的一段時期，還有個與韓、趙、魏並列且略顯強勢的公卿，那就是智氏一族。公卿是晉國特殊的軍政體制的產物，具有國中之國的實力。
智氏一族到了智宣子掌舵時，大約是為了從長計議，或者是感到來日無多了，便想將兒子智瑤確立為繼承人，同時也不忘徵詢一下弟弟也是充任智囊角色的智果的意見。智果態度很明確，認為智瑤不如宣子的另一個兒子智宵，並進一步分析說：智瑤有五個長處，即美髯長大（體貌不輸人）、射御足力（騎射不輸人）、伎藝畢給（才藝不輸人）、巧文辯惠（言辭不輸人）、強毅果敢（性格不輸人），只有一個短處就是太奸詐，以奸詐的存心，配以那些個超凡的長處，沒有人能受得了，若將其確立為繼承人，智氏一族非滅亡不可。這番進言很直白，智果講的是德與才這個識人用人的大問題，在他看來，智瑤的最大缺陷是才德不適、德不配位，必然奸詐成性、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多行不義之下，必然會自斃，最終累及智氏一族。只可惜智宣子沒有把他的話當作一回事，硬是立智瑤為後。智果預料到了即將到來的災難，便一番操作，剝離了智氏族籍，另立為輔氏，以免將來慘遭滅族時被一鍋端，大約也是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在進諫，只是被無視了。
與智宣子不同，趙氏一族的趙簡子是怎麼確立繼承人的呢？他的長子叫伯魯，幼子叫無恤，吃不准到底該立誰，便想了個法子，在兩塊竹簡上各寫了些訓戒的話，分別付與兩個兒子，囑咐說必須認真領悟，從此再未提及，直到三年之後忽然問起，長子伯魯不知所云，竹簡也丟棄得不知所終，幼子無恤則記熟悟透了，不僅說得一套一套的，還在袖簡中取出竹簡呈上。這樣一來，趙簡子便立無恤為後。至於伯魯，不說別的，首先在忠孝勤謹這個德行層面就被淘汰了。
《資治通鑑》之所以緊跟著智宣子立後就提起趙簡子立後，不僅是要對兩個人立後的不同做法進行比照，還因為智氏與趙氏接下來就要上演一場你死我活的大戲，其結局則與當初的立後直接相關。
智宣子一死，智瑤就當政了，是為智襄子，輕狂任性，也是秉性使然。他與同為公卿的韓氏的韓康子、魏氏的魏桓子飲宴，席間暴粗，侮辱了韓康子及其家相段規，有人提醒他該有所防備，吃個飯就輕易侮辱了別家的君、相，還不怕報復，又不防患於未然，危險夠大的，連蚊蟻蜂蠍都能報復人，況且結恨於別家的君、相？智襄子簡直自信到了狂妄的地步，竟然放言說：難道有誰敢作亂嗎？能禍害人的只有他智伯瑤（智襄子）自己。
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智襄子開始四面出擊，處處樹敵。他先是向韓康子強索封地，大約在宴席上羞辱此君，正是為了強取豪奪而預先使出的下馬威。韓康子哪能輕易屈服，當然不會答應的，跟他一同在宴席上受辱的家相段規卻機深智遠，認為智伯瑤這個人一味貪得無厭，不割地就會興師來伐（有騎射、剛毅之長），而一旦割地，他就得意，接著還會向另一家強索，另一家若不應允，兵戈必起，自己一方可相機而動，還避免了當下的禍患。韓康子一來勢弱，二來覺得段規這一招確實暗藏殺機，直接就是要智襄子在既得利益面前沖昏頭腦，使其一直膨脹下去，驕氣滿滿，從而走向驕兵必敗的結局，便答應下來，「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果然吃一望二，又向魏桓子強索封地，魏桓子同樣不會答應，豈料魏桓子的家相任章同樣機深智遠，他認為：不割地，立馬就會引來禍害；割地，智伯瑤必然更加驕橫，驕而輕敵是敗亡之兆。無端就被強索封地，諸卿大夫都會怯懼，大家同病相憐，同氣相求，一致應對輕敵的敵人，智氏離敗亡就不遠了。魏桓子覺得有道理，「復與之萬家之邑一。」
這樣，得益於兩個家臣的示弱之計，智襄子這頭髮瘋的野牛，直接撞向了下一個目標，可割讓封地的韓、魏兩家已成了對他微笑的死敵，暗中窺察形勢，伺機就會殺出一個回馬槍。
這一回輪到了趙簡子的繼任者趙襄子，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德行勝於兄長的趙無恤。智襄子攜割地於韓、魏的聲勢，氣焰更加囂張，直截了當，乾脆指名強索趙氏的蔡、皋狼兩塊封地。趙襄子有骨氣，斷然拒絕了。智襄子大怒，立即興師問罪。韓、魏兩家因為割地示好，必然被視為盟邦，願與不願，只得招之即來，隨同征伐，卻必然心懷二意，但智襄子過於強勢，根本不把這兩個孱弱的隊友放在眼裡，自認為完全是任他隨意擺布的跟班。
看來趙襄子無恤的德行與才智是匹配的，是一個德才兼備的主，這也緣於他的家教。在德行方面，曾經他的先父考察繼承人，就是以德為先，如今不說別的，就他斷然回絕智襄子的無理欺凌，敢於面對強敵挺身抵抗就是明證。在才智方面，曾經他的先父打發尹鐸去晉陽公幹，臨行前囑咐說：這一趟晉陽之行，以安定地方、收服人心為要。尹鐸便以少計居民戶數的法子減輕了晉陽的賦稅。此後先父對無恤說：一旦有亂就去晉陽，不要輕視尹鐸在那裡的些小施惠，也不要認為去往晉陽的路途太過遙遠。如今智襄子並帥韓、魏兩家來攻，趙襄子抵擋不過，得出走他處以避其鋒芒，去往哪裡呢？屬下舉薦的兩處地方都被他否決了：第一處路途最近又有完備堅厚的城牆，但他認為正因為修築城牆用盡了民力，百姓有怨氣，上下不能同心，還寄望於旦夕死守，縱然城牆堅厚也難保無虞；第二處倉廩充實，但他認為那是搜刮民脂的結果，必然怨聲載道，上下異心，還寄望於百姓死戰，縱然儲糧充足也難保無虞。最後，他還是選擇遠奔晉陽，希圖仰賴於尹鐸當年的寬仁之政，也是先父屬意的。這個決策過程充滿了智慧，顯然又是他才智過人的明證。
這樣，德才兼備的趙襄子，與寡恩薄情恃才黷武的智襄子以及心懷二意的韓康子、魏桓子在晉陽對決起來，結果因為智襄子的輕佻妄言致使自家陣營相互猜忌，歷史積怨又致使韓、魏兩家掩飾著雪恥的本心，加之晉陽官民一心一意的拼死抵抗和趙襄子的瓦解策反，智襄子終於大敗，身死族滅，最終應驗了他叔父輔果的不祥預測。輔果活了下來，必然也是趙襄子仁德的結果。
智襄子之所以身死族滅，司馬光斷定是才勝於德的結果，由此大發了一番宏論，認為德是才的統帥，才是德的輔助，德才全盡（德行厚實得不能再厚實，才能高深得不能再高深）是聖人，德才兼亡（失德失才）是愚人，德勝於才是君子，才勝於德是小人。由此又說到用人上，認為如果聖人、君子難得，用小人還不如用愚人，為什麼呢？他解釋說：君子做事是善行，有才華會使善行放大；小人做事是惡行，有才華會使惡行放大。至於愚人，因為既無德也無才，縱然行惡，也會因為才智欠缺，最終也難遂其奸，造不成什麼惡果。又回到察人用人上，認為德厚之人受人崇敬，才高之人使人戀惜；因為崇敬，容易敬而遠之，因為戀惜，容易親近無間。因此，選人用人時，極易重才輕德，用人失察。
這是司馬光在整部《資治通鑑》里的第二篇高論，專門闡述自己對人才的見解。應該說，他從德與才兩端審視，提出了聖人、君子、小人、愚人之別，分析入理，值得欽佩。但是，本著「有資於治道」的初衷，其落腳點還在於識人用人。在這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上，他主張棄用小人，並感嘆「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小人），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結論是在識人用人上必須嚴格區分才與德，知道熟輕熟重，意思是舉賢任能必須德才兼備並且以德為先，這個標準一直是當代組織人事工作的金科玉律。
拿科學的眼光看，司馬先生所說的「德才全盡」的的確確是違反辯證法的頂極之說，因而所謂「聖人」在現實世界裡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對於識人用人無任何意義。他所說的「愚人」，因為無德無才，也就無賢無能，與舉賢任能的人才工作也就沾不上邊。他所說的「小人」，完全抹煞了個體的長處和人生演變的階段性特徵，以此指導組織人事工作，極易產生「洪洞縣裡無好人」的錯覺。至於被後人從他的主張中概括的「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這條金科玉律，用之「識人」即對一個有經歷的人作一辯識倒無可厚非，那也僅僅是基於對既往人生軌跡的考察和局限性論斷，以之「用人」則是靠不住的，因為亂臣賊子非但在司馬先生之前數不勝數，就是在司馬先生之後直到當代，也是比比皆是、觸目驚心的，可見這條金科玉律縱然被司馬先生早在940年前就提煉了出來，可要說從那時起就顯著改善了歷朝歷代的識人用人問題，還得打個大大的問號。細究起來，僅憑這樣一條金科玉律，選人用人是存在明顯的制度疏漏的。
中國人大概多有慈愛之心，信奉「人性善」，認為惡行完全是「習相遠」使然，因而注重成長時期的教化，對失足者大多也秉承治病救人的原則。這有優越性，益於培養社會的普遍愛心，益於營造社會的寬容精神。
但究竟是「人性善」還是「人性惡」，這是一個類似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爭論不清的問題，糾纏這個問題也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應該說，面對任何一個人，簡單地下一個或善或惡的結論是唐突的，人不可貌相，說是慧眼識英才，多半只是把握了一個大概，並且對「英才」未來人生軌跡的預測是完全主觀的，很難求得準確性。現在那麼多貪腐官員，大多都經過了嚴格選拔和多層次多崗位歷練，當初有誰能夠預測到他終久會違法犯罪？
在「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問題上，科學的態度是以最大的真誠寄望於「人性善」，同時以最大的疑心防範其「人性惡」。如果這一條也能成為金科玉律，贅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之後，選人用人就不會出現制度上的疏漏。
一個人有沒有才，得憑自我表見，實踐出真知，有才無才不能憑空捏造。應該說，任何人，在某一領域或某一時段都能顯現出他的長處，至少也是一種用處，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各有才，只是要會用善用。
才的方面靠自我表見，靠發現人才、認可人才，用好人才，哪德的方面呢？靠自律，但單靠自律就缺乏底線思維，最可靠的是靠他律。認識到人的可塑性，就不要滿眼儘是些「小人」，把選人用人局限在狹小的圈子裡；同樣，認識到人的可變性，就不要一選了之、一用了之，而要把科學嚴格的監督制度建立健全起來，把人民當家做主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真正使權力運行在陽光下，唯其如此，則政通人和，風清氣正，困擾幾千年的德才難題即便不能迎刃而解，至少也能大為改觀。
說鑒三：趙無恤果然氣度超凡
在歷史的長河裡，每一代芸芸眾生中，總有些氣度超凡的人，他們德行厚重，才智高深，心胸寬廣，處亂不驚，遇禍不避，關鍵時刻能挺身而出，危機時刻能以殉道者的精神閃耀暴發，忘我無我只為千秋大業。
華夏文明看春秋，春秋大義看晉國。晉國作為春秋五霸之一，後來雖然一分為三，被韓、趙、魏取代，但韓、趙、魏均入列戰國七雄，也就是說，戰國七雄，晉國獨占其三，可見晉國的遺存都多麼強大。
晉國六卿之一的趙，是在趙籍時擠入諸侯國的，它的強大絕非一朝之功。趙籍被稱為趙烈侯，之前的祖輩們雖是晉國的公卿，但他的曾祖卻例外，曾祖就是把趙簡子的訓戒竹簡丟之腦後，因而無緣承繼趙氏祖業的那位趙伯魯。
其實從趙籍上溯到伯魯並不遙遠：趙籍的父親是趙獻子浣，浣的父親是代，代早亡，代死時伯魯的弟弟即趙襄子無恤正在晉國公卿的任上。
趙籍的曾祖沒什麼值得稱道的，但他的曾叔祖即趙襄子無恤卻雄才大略，正是這個趙襄子無恤，奠定了趙家後來能擠身於戰國七雄的家國基業。
前文敘述過，趙襄子無恤堅拒了智襄子瑤的無理強索，立即招來了智、魏、韓三家的聯合殺伐，他遠走晉陽，與民死守，適時使出離間之策，剿滅了智氏一族。從此，六卿之中再無智氏，其田土封地被趙、魏、韓三家瓜分。
智襄子寡廉鮮恥，專好以強凌弱，毫無道德底線，終致身死族滅，等於親手把自己連同家族徹底埋葬了。
德與才是相輔相成的，當初智果評價他的侄子瑤（智襄子），認為是才至高而德至薄，看來那些話也過頭了，一個才氣過人的人，起碼要設法立於不敗之地，起碼要能警覺到眼前的危機，起碼要能未雨綢繆，起碼要能化險為夷，而要做到以上這些，該不惹的事端就不惹，該不拿的利益就不拿，該不輕易與人為敵就不與人為敵，這樣一來，必然敦厚和善，誰還認為他薄德寡恩呢？可見，瑤（智襄子）的才智一定是低水平的，很可能就善於使些小聰明，邀寵於他老爹，也讓他叔叔智果產生了錯覺。
一定是智襄子瑤做事太下作，也一定是趙襄子無恤認為他死有餘辜，所以竟將其頭骨做成飲具使用。不料這一辱沒之舉，激起了一位義士之憤，他叫豫讓，曾是智襄子的家臣，立志為主報仇，偽裝成廁所清潔工行刺。趙襄子如廁時心有不安，令人搜查，豫讓便被擒獲，即將被殺，不料趙襄子不允許，竟給放走了，並說：豫讓為主子報仇，是位真正的義士，自己今後小心提防著就是了。
這就是趙襄子無恤非同尋常的胸懷和智識。從道德範式上講，殺掉義士是害賢，英雄相惜，所以不殺而赦；從才智上講，讚頌義士，寬宥義士，既是對天下義士的激勵，也是對家臣屬僚隨從的鞭策。從古至今，不同社會層面，一些德高才雄成就不俗的人，在對階下囚的分辯和處理上，往往會展現出趙襄子無恤這樣的格局。
豫讓不死心，還是決意要行刺，便扮作乞丐，以圖再尋殺機。友人建議他去做趙襄子的家臣，認為憑他的才氣一定會被賞識，成為親信後再圖行刺易如反掌。不料豫讓說道：既然委身為家臣，再去害死家主，就是存了二心。自己走上這條極難成功的路，正是要警示天下懷有二心的臣子。
豫讓最終還是沒能行刺成功，大約他也很矛盾，因為行刺的對象已經放生過他一次了。他死得也很俠氣，並留下了「士為知己者死，女為閱己者容」的千古絕句。
雄才大略的趙襄子無恤與俠士豫讓，作為一對因復仇行刺而有過兩次直面交集的歷史人物十分適配，演繹出的這段歷史佳話是春秋大義的典範。
趙襄子無恤上演的春秋大義還在繼續：他有五個兒子，但就是不肯設置繼承者，因為他覺得自己承繼家業有虧於兄長伯魯，最終還是立伯魯的孫子浣為後。到了浣的兒子籍，趙氏便擠身為諸侯。趙襄子有德有能有功，卻執意不以親子立後，一定有他的遠見卓識。歷史的公正評價認為，趙國作為戰國七雄之一，趙襄子無恤是真正的奠基人。
歷史上總有些仙俠式的人物，事了拂衣去，不帶半片雲，他們好象是專為成功某件事而來，功成則身退，忘我揮別，令人無限唏噓。
趙襄子無恤就是仙俠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