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利者，義之和也
76利者，義之和也
「《易傳》有一句話，說的太好了！」曲直兄以表情加手勢增強語言感染力，「此言參化天地之要，稱得上是至理大道！——它說：『利者，義之和也。』」
曲直兄解釋，這句話有三個要素：利，義，和。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貨值列傳》如此指出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和基本目的。商人尤甚，所以有諺云：「羊群逐草，商人趨利。」
在中國思想史上，將義引入倫理範疇的是孟子。孟子發揮孔子的「仁愛」思想，創立「仁義之學」，因而孔孟之道也被稱作「仁義之道」。
宋代思想家朱熹對義有一個言簡意賅的定義：「義，德之概稱也。」
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義，是宇宙中唯一之「道」的體現，是人世間所有之「德」的總稱，它代表人生中的崇高價值、莊嚴境界、完美人格和終極目標。有義的人，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君子」。
那麼，義從何而來、有何意義？
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人是社會性動物。人在其社會活動中，最主要和最本質的行為是勞動。勞動中，每個人需要與其他社會成員合作，如何處理好社會成員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須要有一套被群體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遵守的思想原則、價值目標和行為規範。在中國古代，發揮這一作用的，是傳統社會所形成的道德倫理體系，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義」。所以說，勞動——確切說是勞動的合作性——產生了義。
與此同時，所有利益無不是在社會合作中產生，謀利也必須依靠社會合作才能實現，而義是社會合作的基礎和原則——也就是說，謀利必須依靠義才能夠實現。這便是「以義取利」的思想基礎和社會依據。商人的職業特性，使其比其他任何職業更需要社會合作，因而更需要「見利思義」。
「德之概稱」不是義的全部內涵；義的另一思想含義來自四書之一的《中庸》，《中庸》引用孔子的話說：「義者，宜也。」
義就是適宜，不偏不倚，不缺不過，中正適度，恰到好處，也就是孔子所推崇備至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最精髓的思想之一，是東方智慧最閃光的地方，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之稱其實是「中庸之國」的簡稱。
中庸不僅是最高的德，並且是實現成功的不二法門。現代營銷學的基本理論是：將合適的產品，在合適的時機，用合適的方法，賣給合適的人。這其實就是中庸之道。
宋代思想家程顥說：「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義利之辨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一個重大論題，義與利的關係問題是儒家第一要義。這是因為，義的本質是「利他」，而人的本性、尤其是商人的本性是「利己」。有人將義和利比喻成油和水，就算把它們倒進一個容器使勁攪晃，終了一看，油還是油，水還是水。
然而，中華文化有非常神奇之處。義與利，勢同水火，這樣一對看似相互對立、相互排斥、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終極文化追求中，像太極圖兩條相反相成的陰陽魚一樣，實現了矛盾的對立統一及整體的平衡圓融。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和」。
《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和」使義利互動，利義相融。比喻說，義是門內，利是門外，「和」便是那道分出內外並融合內外的門。目光最遠處，海天一色；在「和」的至高境界，義利共為一體。
所以，孟子見梁惠王時，梁惠王問他：「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絕非矯情說空話，接下來他分析論證義利關係，指出一個國家只講利而不講義是很危險的，應該義利並重，求利不忘義，最大的利就在最大的義中。這是先秦時期儒家的義利觀。
「利者，義之和也。」曲直兄說道，「『義之和』三字，包含關於財富的所有奧秘和法則，是大道，也是要術，其道之深奧，其理之精微，莫有能及。」
「哎呀！……」瑪緹娜遽然變色，驚呼道，「曲先生，您轉這麼大彎在這兒點題，是不是說——這是那次特殊婚約，我曾祖父答覆我外高祖父的大商之道？」
「哈哈哈……」曲直兄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
「《易傳》有一句話，說的太好了！」曲直兄以表情加手勢增強語言感染力，「此言參化天地之要，稱得上是至理大道！——它說：『利者，義之和也。』」
曲直兄解釋，這句話有三個要素：利，義，和。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貨值列傳》如此指出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和基本目的。商人尤甚，所以有諺云：「羊群逐草，商人趨利。」
在中國思想史上，將義引入倫理範疇的是孟子。孟子發揮孔子的「仁愛」思想，創立「仁義之學」，因而孔孟之道也被稱作「仁義之道」。
宋代思想家朱熹對義有一個言簡意賅的定義：「義，德之概稱也。」
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義，是宇宙中唯一之「道」的體現，是人世間所有之「德」的總稱，它代表人生中的崇高價值、莊嚴境界、完美人格和終極目標。有義的人，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君子」。
那麼，義從何而來、有何意義？
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了人。人是社會性動物。人在其社會活動中，最主要和最本質的行為是勞動。勞動中，每個人需要與其他社會成員合作，如何處理好社會成員之間、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須要有一套被群體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遵守的思想原則、價值目標和行為規範。在中國古代，發揮這一作用的，是傳統社會所形成的道德倫理體系，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義」。所以說，勞動——確切說是勞動的合作性——產生了義。
與此同時，所有利益無不是在社會合作中產生，謀利也必須依靠社會合作才能實現，而義是社會合作的基礎和原則——也就是說，謀利必須依靠義才能夠實現。這便是「以義取利」的思想基礎和社會依據。商人的職業特性，使其比其他任何職業更需要社會合作，因而更需要「見利思義」。
「德之概稱」不是義的全部內涵；義的另一思想含義來自四書之一的《中庸》，《中庸》引用孔子的話說：「義者，宜也。」
義就是適宜，不偏不倚，不缺不過，中正適度，恰到好處，也就是孔子所推崇備至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中華民族最精髓的思想之一，是東方智慧最閃光的地方，甚至有學者認為，「中國」之稱其實是「中庸之國」的簡稱。
中庸不僅是最高的德，並且是實現成功的不二法門。現代營銷學的基本理論是：將合適的產品，在合適的時機，用合適的方法，賣給合適的人。這其實就是中庸之道。
宋代思想家程顥說：「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義利之辨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一個重大論題，義與利的關係問題是儒家第一要義。這是因為，義的本質是「利他」，而人的本性、尤其是商人的本性是「利己」。有人將義和利比喻成油和水，就算把它們倒進一個容器使勁攪晃，終了一看，油還是油，水還是水。
然而，中華文化有非常神奇之處。義與利，勢同水火，這樣一對看似相互對立、相互排斥、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終極文化追求中，像太極圖兩條相反相成的陰陽魚一樣，實現了矛盾的對立統一及整體的平衡圓融。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和」。
《老子》云：「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和」使義利互動，利義相融。比喻說，義是門內，利是門外，「和」便是那道分出內外並融合內外的門。目光最遠處，海天一色；在「和」的至高境界，義利共為一體。
所以，孟子見梁惠王時，梁惠王問他：「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絕非矯情說空話，接下來他分析論證義利關係，指出一個國家只講利而不講義是很危險的，應該義利並重，求利不忘義，最大的利就在最大的義中。這是先秦時期儒家的義利觀。
「利者，義之和也。」曲直兄說道，「『義之和』三字，包含關於財富的所有奧秘和法則，是大道，也是要術，其道之深奧，其理之精微，莫有能及。」
「哎呀！……」瑪緹娜遽然變色，驚呼道，「曲先生，您轉這麼大彎在這兒點題，是不是說——這是那次特殊婚約，我曾祖父答覆我外高祖父的大商之道？」
「哈哈哈……」曲直兄情不自禁地開懷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