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橋育嬰堂
黃橋公園對面的育嬰堂巷，因巷內育嬰堂而得名。育嬰堂，是舊時的慈善單位，專事收養失去父母的幼兒或被遺棄的嬰兒。剛開始，育嬰堂為民辦性質，由官府倡首，運作資金則來自於地方民眾的捐助，如各地的行政長官帶頭每月捐資，然後籲請地方的鄉紳富戶進行捐助。因社會影響巨大，民眾捐資也十分踴躍。凡有嬰兒送來，育嬰堂都予以收養，孩子長大以後，或謀自立，也可由親生父母領回，同時也接受社會人士的領養。
縣誌載：黃橋育嬰堂始於清道光28年（公元1848年），共有房24間，經費歲征地租谷十六石六斗，房租一百五十五千四百文。參照泰興育嬰堂訂有章程：「嬰兒長成，6歲就師就讀，不能讀者，10歲為覓生計，量給衣被；女至13歲，即為擇配，交夫家領養，量給奩具：其殘廢者，10歲外補入養濟院額」。黃橋育嬰堂坐北朝南，房舍共四進，兩邊還有廂房，現東廂房猶存。堂內供奉著觀世音菩薩的塑金像，每年陰曆6月19即觀世音菩薩生日這天地方召集地主和商家開會，籌款育嬰堂有關費用。當時此堂以實施人道主義拯救孤兒為懷，接收棄嬰，這些棄嬰中多數為私生子和女嬰。育嬰堂牆開設窗口，內置較大抽斗（可放置嬰兒），直通屋內，上面橫垂木板。此抽斗專為接收棄嬰而設，旁設一孔為應門處。凡有棄嬰者便把嬰兒放在抽斗里。然後扯一下鐵彈通鈴以示傳報，棄嬰者不與堂內人打招呼，不通報姓名，屋內聽到鈴響便來取嬰。
在封建社會舊的傳統觀念毒害下，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陋習。當時國家與社會經濟落後，無計劃生育沒有避孕之法，有的家庭生四、五胎，多則十幾胎，造成生活困難，子女無法養活，溺死嬰兒特別是女嬰的現象非常嚴重。將剛生下來的女嬰溺死或拋棄，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據老人講，當時黃橋古鎮四周是四個大亂墳場，埋葬小孩是太正常不過的事。為了杜絕溺嬰這一醜陋惡習，早在南宋時期，朝廷就設立慈幼局，專門撥出官田，將田畝產出作為慈幼局的日常運作經費。凡經濟貧困、無力撫育子女的人家，都可以把孩子抱到慈幼局，紅紙寫下孩子的生辰年月日時辰，交由慈幼局專門聘請的乳母餵養。沒有孩子的人家，也可以到慈幼局裡抱養孩子。有了這一福利機構，當時的溺嬰和棄嬰現象都大為減少。
清代之初，天災戰亂頻仍，溺嬰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也引發了男女比例失調、童養媳之俗流行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清孝莊皇后首先帶頭，從自己名下撥出一份錢糧，朝中的滿漢大臣，隨之也紛紛解囊，康熙元年產生了京城第一座育嬰堂。此後，朝廷還將設立育嬰堂作為考評地方官員施政績效的一項標準，並且規定，若是官員個人捐資達到一定的數額，就可以獲得嘉獎。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之下，育嬰堂很快就遍及全國。
育嬰堂通常分為堂養、寄養、自養三種形式。堂養是將嬰兒留在育嬰堂里撫養；寄養是由育嬰堂聘請的專職乳母把孩子帶回家裡養育，並定期送回檢查；自養則是由嬰兒的母親領取撫養費，然後自行哺乳。寄養和自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育嬰堂的場地及人手方面的問題。乾隆主政以後，朝廷加大了對育嬰堂的資金支持，除了財政撥款，還把一部分田地直接劃撥到了育嬰堂的名下。地方政府也征取或攤派一些以育嬰行善為名的費用，邀請地方受人尊敬的鄉紳主持具體事務，參與管理運作。目的是使育嬰救困這項慈善事業，能夠長久而穩定的運行下去。
黃橋育嬰堂保姆不固定，每年臨時挑選有乳汁的婦女為嬰兒餵奶，先後被雇來在育嬰堂餵過奶的婦人有近百人，黃橋育嬰堂鼎盛時期養育了二三十個嬰兒，為此同時聘請過5名奶媽。雖然如此，育嬰堂里的嬰兒有許多還是因疏於照顧或缺乏營養而夭亡。育嬰堂嬰幼兒生活艱苦，有病常得不到認真治療。黃橋育嬰堂還負責每年春冬兩季放粥救濟窮人。
黃橋育嬰堂巷巷內有空房和場地，因而兵荒馬亂之中成為軍營的首選地，從而發生了許多值得回味的事件，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兵敗過境黃橋，部隊駐紮在育嬰堂巷內，旅長白保山把話商會會長、王元盛醬園店老闆王保山，讓他們籌集兩萬大洋軍響，否則就殺盡黃橋人，王保山硬是給嚇死了，現在流傳的民間俗語「來了個白保山，嚇死個王保山」，典就出之於此。後來國民黨部隊來黃橋，也駐紮在育嬰堂巷內，並在此訓練壯丁。新四軍也把軍營設在這裡。日本鬼子來了，日軍與和平軍也駐軍於此。可惡的是他們竟然把育嬰堂房舍拆掉，在附近造了三個大碉堡防禦抗日武裝，就這樣家鄉上百年的慈善事業就斷送在外族入侵者手中。解放以後，1952年泰興縣成立棄嬰收容所，育嬰堂取消，成為居民住宅。
黃橋育嬰堂小巷還出了個大人物周澤，1938年11月他就投身革命，曾任揚州地高官、徐州地高官、後來當上JS省高官、省委副書記。
當時間的巨輪走進了21世紀，舊時育嬰堂已經漂散在歷史的長河中，現在去看歷史留給人們的，也許只有依稀的舊痕、巷名以及那想像中的———「育嬰堂」。
縣誌載：黃橋育嬰堂始於清道光28年（公元1848年），共有房24間，經費歲征地租谷十六石六斗，房租一百五十五千四百文。參照泰興育嬰堂訂有章程：「嬰兒長成，6歲就師就讀，不能讀者，10歲為覓生計，量給衣被；女至13歲，即為擇配，交夫家領養，量給奩具：其殘廢者，10歲外補入養濟院額」。黃橋育嬰堂坐北朝南，房舍共四進，兩邊還有廂房，現東廂房猶存。堂內供奉著觀世音菩薩的塑金像，每年陰曆6月19即觀世音菩薩生日這天地方召集地主和商家開會，籌款育嬰堂有關費用。當時此堂以實施人道主義拯救孤兒為懷，接收棄嬰，這些棄嬰中多數為私生子和女嬰。育嬰堂牆開設窗口，內置較大抽斗（可放置嬰兒），直通屋內，上面橫垂木板。此抽斗專為接收棄嬰而設，旁設一孔為應門處。凡有棄嬰者便把嬰兒放在抽斗里。然後扯一下鐵彈通鈴以示傳報，棄嬰者不與堂內人打招呼，不通報姓名，屋內聽到鈴響便來取嬰。
在封建社會舊的傳統觀念毒害下，普遍存在重男輕女的陋習。當時國家與社會經濟落後，無計劃生育沒有避孕之法，有的家庭生四、五胎，多則十幾胎，造成生活困難，子女無法養活，溺死嬰兒特別是女嬰的現象非常嚴重。將剛生下來的女嬰溺死或拋棄，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社會現象。據老人講，當時黃橋古鎮四周是四個大亂墳場，埋葬小孩是太正常不過的事。為了杜絕溺嬰這一醜陋惡習，早在南宋時期，朝廷就設立慈幼局，專門撥出官田，將田畝產出作為慈幼局的日常運作經費。凡經濟貧困、無力撫育子女的人家，都可以把孩子抱到慈幼局，紅紙寫下孩子的生辰年月日時辰，交由慈幼局專門聘請的乳母餵養。沒有孩子的人家，也可以到慈幼局裡抱養孩子。有了這一福利機構，當時的溺嬰和棄嬰現象都大為減少。
清代之初，天災戰亂頻仍，溺嬰的現象十分嚴重，由此也引發了男女比例失調、童養媳之俗流行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清孝莊皇后首先帶頭，從自己名下撥出一份錢糧，朝中的滿漢大臣，隨之也紛紛解囊，康熙元年產生了京城第一座育嬰堂。此後，朝廷還將設立育嬰堂作為考評地方官員施政績效的一項標準，並且規定，若是官員個人捐資達到一定的數額，就可以獲得嘉獎。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之下，育嬰堂很快就遍及全國。
育嬰堂通常分為堂養、寄養、自養三種形式。堂養是將嬰兒留在育嬰堂里撫養；寄養是由育嬰堂聘請的專職乳母把孩子帶回家裡養育，並定期送回檢查；自養則是由嬰兒的母親領取撫養費，然後自行哺乳。寄養和自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育嬰堂的場地及人手方面的問題。乾隆主政以後，朝廷加大了對育嬰堂的資金支持，除了財政撥款，還把一部分田地直接劃撥到了育嬰堂的名下。地方政府也征取或攤派一些以育嬰行善為名的費用，邀請地方受人尊敬的鄉紳主持具體事務，參與管理運作。目的是使育嬰救困這項慈善事業，能夠長久而穩定的運行下去。
黃橋育嬰堂保姆不固定，每年臨時挑選有乳汁的婦女為嬰兒餵奶，先後被雇來在育嬰堂餵過奶的婦人有近百人，黃橋育嬰堂鼎盛時期養育了二三十個嬰兒，為此同時聘請過5名奶媽。雖然如此，育嬰堂里的嬰兒有許多還是因疏於照顧或缺乏營養而夭亡。育嬰堂嬰幼兒生活艱苦，有病常得不到認真治療。黃橋育嬰堂還負責每年春冬兩季放粥救濟窮人。
黃橋育嬰堂巷巷內有空房和場地，因而兵荒馬亂之中成為軍營的首選地，從而發生了許多值得回味的事件，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兵敗過境黃橋，部隊駐紮在育嬰堂巷內，旅長白保山把話商會會長、王元盛醬園店老闆王保山，讓他們籌集兩萬大洋軍響，否則就殺盡黃橋人，王保山硬是給嚇死了，現在流傳的民間俗語「來了個白保山，嚇死個王保山」，典就出之於此。後來國民黨部隊來黃橋，也駐紮在育嬰堂巷內，並在此訓練壯丁。新四軍也把軍營設在這裡。日本鬼子來了，日軍與和平軍也駐軍於此。可惡的是他們竟然把育嬰堂房舍拆掉，在附近造了三個大碉堡防禦抗日武裝，就這樣家鄉上百年的慈善事業就斷送在外族入侵者手中。解放以後，1952年泰興縣成立棄嬰收容所，育嬰堂取消，成為居民住宅。
黃橋育嬰堂小巷還出了個大人物周澤，1938年11月他就投身革命，曾任揚州地高官、徐州地高官、後來當上JS省高官、省委副書記。
當時間的巨輪走進了21世紀，舊時育嬰堂已經漂散在歷史的長河中，現在去看歷史留給人們的，也許只有依稀的舊痕、巷名以及那想像中的———「育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