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五章 收集資料
在馮校長走後這段時間，周顯庸也沒閒著，跑到宮裡，先是把他要辦報紙，勸說馮無畏那一套，和太子和二皇子又事無巨細全說了一遍，等他們興趣全上來後，又鼓動起兩位皇子，和他一起，到典籍館裡，找來大明所有的律例，覺的非常重要的全部謄抄下來。又把近百年來頒行的政令，按時間、事件的順序整理出來。
通過這次整理政令、律法，太子反倒比周顯庸學到更多知識，總結了更多經驗。
太子已經十三歲，進入半參政狀態，雖然這兩三年，皇上對太子橫挑鼻子豎挑眼，三不五時給點難堪，擠兌一下，但始終沒有明確表示想要廢太子的意圖，時間久了，太子反倒沒有起初那麼驚懼。他總結出一點，只要臉皮厚，少說話，多聽，多總結，自己心裡有數即可。
故這次在謄抄這些政令、律法時，他只是把自己不認同或者存疑的全部抄下來，打算有機會請教太師或者他認為可以完整解讀的人。太子不再像過去那麼魯莽，貿然把自己認為不妥的觀點直接上奏皇上，而是先記下，然後翻閱其他朝代有關這方面的條例，然後先行對比、思考，綜合估量，如果仍有不懂，再去請教老師，老師不能給出合理或者讓他信服的解釋，他就先存疑。
太子不急，他還太年輕，知道許多人解決許多事出於理智考量，但還有出於情緒操控，沒有什麼事必須有對錯和選擇！法家講對錯容易矯枉過；儒家講中庸容易包容爛瘡；道家講無為而治容易泥沙俱下失去重心。
沒有誰的理論比別家更高深，有的只是所站的立場所處的角度所求所期許，求仁得戾，求同各異，大家不過都在儘可能地用自己理解的最佳方式表達自己！那他又有什麼權利去對父皇的行為失望什麼？他現在應該做的難道不是一個明辨一個積累嗎？
太子朱見深在這為期十多天的典籍整理過程中，豁然開朗！
周顯庸不知道太子千迴百轉的心思，他只是努力小心地在辦他的報紙時候，儘量摘抄一些皇帝願意推廣到天下黔首中的政令與律法條文，他現在的嘴還沒長出來，不能說，只能如同螞蟻一般一個個掏洞打穴，而這些洞穴都是大人物眼裡幾乎看不到的，這就足夠了。
繼續花幾天功夫搜集了三期科舉真題，並簡單摘錄了幾位當世理學名家和大儒們對真題的簡單詮釋。
周顯庸覺得頭幾期報紙的第一、二版面基本搞定，接下來的一些民間百科和有關農、商、技術類的小竅門小方法，他都傳達給了那名招聘來的編輯，讓他去搜集有關內容。剩下的版面除了小說連載就剩下詩詞鑑賞了，詩詞鑑賞是馮校長的專欄，他既不擅長又不懂品鑑。
周顯庸不確定馮無畏能不能順利找到羅貫中，他覺得自己還得做兩手準備，萬一找不到羅貫中，得不到他的手稿，他還能連載哪一部集影響力和趣味性於一體的小說，水滸肯定不行，思想太叛逆，連載這個哪天皇帝一個不開心，不光封了他報館，輕者他被訓斥一頓，重者收監甚至掉腦袋。
他這命老值錢了，從現代幸福的家庭中，不可逆轉地被推入到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為黑暗的白色恐怖年代，他與現代年輕人的主流思想有所隔閡，在二十一世紀青年人均龍傲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時代，他信奉宿命感，這大概是他之所以跟隨大學同學在內蒙古那達慕大會上，騎馬墜亡，突然穿越到這裡的原因所在。
於是他堅信自己能為這個時代做點什麼，能成就一個獨特的完全釋放自己意志和思想的「獨我」。他謹小慎微甚至憋屈窩囊地在時代的夾縫裡拼命拓寬人們的生存空間。他一直在參與，沒有袖手旁觀，任由這個時代的締造者們，集體駕馭一列脫軌的火車，無限馳進不可逆轉的萬丈深淵，他做了那個鈑道工。
周顯庸不知道為什麼這些生硬的政令能讓他感懷良多，在這個春花開到荼靡的午後，他帶著這種亦喜亦憂的心情收到了朱驍的第二封信。
朱驍每到一個新地方就會給他寫一封信，這封信是告訴周顯庸，他已經從天津啟程準備下一站到應天府。
朱驍從正月離開京城到現在，過去了兩個半月時間，這封信是半個月前寫的，到他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估計朱驍已經到了應天府。他詳細介紹了在天津設計站點的過程，沒什麼難度，就是瑣碎，他在天津待了足足五十天，才把一切搞定。
周顯庸還是比較欣慰的，天津不是一個太平的地方，各種民間勢力交錯複雜，需要花大把時間理順這些關係，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位置，對於原來沒有任何經驗的朱驍，確實應該算很大一個挑戰。他用了五十天時間，和官府、商戶、地方勢力疏通好關係，站住腳，招募了駐站點的人員，已經很不錯了。
以後隨著經驗逐漸豐富，周顯庸能預料到他會越來越得心應手。
這兩個來月，來自商會的成員越來越多地搭乘周顯庸的船南下考察市場，已經達到每十天返航的船上，都會有三到四個商戶代表，有北京的、有山西的、陝西的、北直隸的，開封府的。
幾乎每一位過來拜會侯爺請求跟船出行的商戶，都會給帝國理工大學捐一千兩銀子，以至於似乎這是個心照不宣、約定俗成的慣例了。
周顯庸都會讓學堂新招聘的專門負責財務的人員，每一筆都清楚地記錄在冊。他和這些捐款的人彼此都心知肚明，單單只是搭船南下一兩個商人去南方，哪怕包趟專門的小船出行，來回十遍都用不了這麼多銀子。
大家為的不是買路費，為的是買通與侯爺的關係，為的是買通將來商路上一路平安保駕護航的一個招牌。甚而至於打通與皇上那裡的直接通道，有機會晉升為皇商的第一步。於此來說，這一千兩銀子太值了，體面地捐助，落個善人的好名聲，快樂地接受，把學堂真正的經濟負擔轉移到社會中去，周顯庸何樂不為！
通過這次整理政令、律法，太子反倒比周顯庸學到更多知識，總結了更多經驗。
太子已經十三歲，進入半參政狀態，雖然這兩三年，皇上對太子橫挑鼻子豎挑眼，三不五時給點難堪，擠兌一下，但始終沒有明確表示想要廢太子的意圖，時間久了，太子反倒沒有起初那麼驚懼。他總結出一點，只要臉皮厚，少說話，多聽，多總結，自己心裡有數即可。
故這次在謄抄這些政令、律法時，他只是把自己不認同或者存疑的全部抄下來，打算有機會請教太師或者他認為可以完整解讀的人。太子不再像過去那麼魯莽，貿然把自己認為不妥的觀點直接上奏皇上，而是先記下，然後翻閱其他朝代有關這方面的條例，然後先行對比、思考，綜合估量，如果仍有不懂，再去請教老師，老師不能給出合理或者讓他信服的解釋，他就先存疑。
太子不急，他還太年輕，知道許多人解決許多事出於理智考量，但還有出於情緒操控，沒有什麼事必須有對錯和選擇！法家講對錯容易矯枉過；儒家講中庸容易包容爛瘡；道家講無為而治容易泥沙俱下失去重心。
沒有誰的理論比別家更高深，有的只是所站的立場所處的角度所求所期許，求仁得戾，求同各異，大家不過都在儘可能地用自己理解的最佳方式表達自己！那他又有什麼權利去對父皇的行為失望什麼？他現在應該做的難道不是一個明辨一個積累嗎？
太子朱見深在這為期十多天的典籍整理過程中，豁然開朗！
周顯庸不知道太子千迴百轉的心思，他只是努力小心地在辦他的報紙時候，儘量摘抄一些皇帝願意推廣到天下黔首中的政令與律法條文，他現在的嘴還沒長出來，不能說，只能如同螞蟻一般一個個掏洞打穴，而這些洞穴都是大人物眼裡幾乎看不到的，這就足夠了。
繼續花幾天功夫搜集了三期科舉真題，並簡單摘錄了幾位當世理學名家和大儒們對真題的簡單詮釋。
周顯庸覺得頭幾期報紙的第一、二版面基本搞定，接下來的一些民間百科和有關農、商、技術類的小竅門小方法，他都傳達給了那名招聘來的編輯，讓他去搜集有關內容。剩下的版面除了小說連載就剩下詩詞鑑賞了，詩詞鑑賞是馮校長的專欄，他既不擅長又不懂品鑑。
周顯庸不確定馮無畏能不能順利找到羅貫中，他覺得自己還得做兩手準備，萬一找不到羅貫中，得不到他的手稿，他還能連載哪一部集影響力和趣味性於一體的小說，水滸肯定不行，思想太叛逆，連載這個哪天皇帝一個不開心，不光封了他報館，輕者他被訓斥一頓，重者收監甚至掉腦袋。
他這命老值錢了，從現代幸福的家庭中，不可逆轉地被推入到中國封建歷史上最為黑暗的白色恐怖年代，他與現代年輕人的主流思想有所隔閡，在二十一世紀青年人均龍傲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時代，他信奉宿命感，這大概是他之所以跟隨大學同學在內蒙古那達慕大會上，騎馬墜亡，突然穿越到這裡的原因所在。
於是他堅信自己能為這個時代做點什麼，能成就一個獨特的完全釋放自己意志和思想的「獨我」。他謹小慎微甚至憋屈窩囊地在時代的夾縫裡拼命拓寬人們的生存空間。他一直在參與，沒有袖手旁觀，任由這個時代的締造者們，集體駕馭一列脫軌的火車，無限馳進不可逆轉的萬丈深淵，他做了那個鈑道工。
周顯庸不知道為什麼這些生硬的政令能讓他感懷良多，在這個春花開到荼靡的午後，他帶著這種亦喜亦憂的心情收到了朱驍的第二封信。
朱驍每到一個新地方就會給他寫一封信，這封信是告訴周顯庸，他已經從天津啟程準備下一站到應天府。
朱驍從正月離開京城到現在，過去了兩個半月時間，這封信是半個月前寫的，到他收到這封信的時候，估計朱驍已經到了應天府。他詳細介紹了在天津設計站點的過程，沒什麼難度，就是瑣碎，他在天津待了足足五十天，才把一切搞定。
周顯庸還是比較欣慰的，天津不是一個太平的地方，各種民間勢力交錯複雜，需要花大把時間理順這些關係，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位置，對於原來沒有任何經驗的朱驍，確實應該算很大一個挑戰。他用了五十天時間，和官府、商戶、地方勢力疏通好關係，站住腳，招募了駐站點的人員，已經很不錯了。
以後隨著經驗逐漸豐富，周顯庸能預料到他會越來越得心應手。
這兩個來月，來自商會的成員越來越多地搭乘周顯庸的船南下考察市場，已經達到每十天返航的船上，都會有三到四個商戶代表，有北京的、有山西的、陝西的、北直隸的，開封府的。
幾乎每一位過來拜會侯爺請求跟船出行的商戶，都會給帝國理工大學捐一千兩銀子，以至於似乎這是個心照不宣、約定俗成的慣例了。
周顯庸都會讓學堂新招聘的專門負責財務的人員，每一筆都清楚地記錄在冊。他和這些捐款的人彼此都心知肚明，單單只是搭船南下一兩個商人去南方，哪怕包趟專門的小船出行，來回十遍都用不了這麼多銀子。
大家為的不是買路費，為的是買通與侯爺的關係，為的是買通將來商路上一路平安保駕護航的一個招牌。甚而至於打通與皇上那裡的直接通道，有機會晉升為皇商的第一步。於此來說，這一千兩銀子太值了，體面地捐助，落個善人的好名聲，快樂地接受，把學堂真正的經濟負擔轉移到社會中去，周顯庸何樂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