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當余旋風結束（大章一，筆會劇情完）
第125章 當余旋風結束（大章一，筆會劇情完）
東京大學，中國哲學文學會，簡稱為簡稱「東大中哲會」「
餘切被邀請來分享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地方二戰時期和侵略有關係，現在逐漸演變為純粹的研究機構，亞洲各國的研究者都能被吸收進來，中國人本身也能進去。
國學大師季線林就和東大中哲會的教授搞過聯合研究。
因為得知「請」來的中國年輕作家，中哲會的門口已經聚集起了一批學生和教師。
他們站在門口列隊，等餘切一下車後，就熱烈鼓掌，並送來了一片銀杏葉。
「余先生，銀杏葉在我們東京大學有『學校』的意思，因為我們東京大學的校徽，正是銀杏葉，整個學校裡面最受遊人注意的也是銀杏葉。」
「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東京大學遍地都是落下的銀杏葉，十分漂亮！」
好啊，銀杏葉代表東京大學。餘切說：「燕大最漂亮的時候是秋天，我們有一個文學家寫過《故都的秋》，就是說在燕京這個地方，對於文學家來講，秋天的時候最漂亮。」
有學生問：「燕大的校徽是什麼？」
「是『北』和『大』兩個篆體字上下疊著，創作這個校徽的人你們肯定很熟悉一一魯迅。」
這些學生頓時就激動了，魯迅在中日兩國的文壇地位都極高，可以說是如雷貫耳。但日本人不知道，魯迅還是一個封面設計師，他們問餘切魯迅設計這個校徽代表什麼？
餘切賣了個關子：「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分享的東西。」
「你不是要說核時代下的文學嗎？這究竟和魯迅有什麼關係？」
餘切道：「文學是有關於民族性的，這些校徽的不同，恰好體現了不同國家的民族性，哪怕是到了核子時代也一樣。」
核子時代，和民族性有什麼關係？
這算是起了個好開頭，來旁聽這一場分享的人很多，而且越來越多。
一些中哲會的研究員來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蜂尾邦夫，研究中國禮儀的；池田溫和井上靖一樣，也是研究敦煌學的，還有個尾上兼英，這個人是專門研究中國左翼文學和現代文學的。
在研究領域，餘切這些人寫的小說是「當代文學」，民國的文學稱之為「現代文學」。
池田溫今年已經五十，他和季線林照過面：「我上一次來中國，還沒有聽季線林說過燕大出了這樣的學生。」
尾上兼英一向瞧不起年輕人：「我認為他是被捧出來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本國媒體選擇了他，
但如果他因為這些宣傳迷失了自己，那就完蛋了。「
池田溫就道：「餘切能和井上靖（敦煌學）做訪談，肯定是有真貨的。只是他去的電視節目，
在那種場合，他說不出更高深的東西。」
「一一是這麼嗎？」尾上兼英搖頭。「中國歷史上出過許多文學家，但這麼年輕，又這麼在國+
外出名的，之前還沒有過。這個餘切甚至連一部日本作品都沒有發出來，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多半是捧出來的。」
「東京大學和燕大一樣，都是本國高校的思想陣地，如果餘切講不出什麼東西，大家會對他很失望，那些媒體捧出來的人氣，最後也會快速消失。」
池田溫說：「如果他講出好東西呢？」
尾上兼英已經是反「余」急先鋒：「你還不知道，他為何能這麼受到歡迎？這不光是文學的原因。」
事實上，餘切自己也明白這個道理。
他受到的追捧是不正常的，是日本發達的傳媒造就的產物。在這之前，沒有一個懂得日語，形象不錯，又產生了影響的異國年輕人，他現在恰好占據了這個生態位。
餘切和二十年後，一個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年輕人來中國的遭遇，幾乎是一比一的鏡像了。
無論是李小林還是陳希儒，都以為餘切受到日本人喜歡，是因為他的仗義執言和文學，其實他的外貌和身份比他的文學更受歡迎。
而媒體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巴老明白了這一點，於是立刻給他聯繫出版商：用作品，把這些虛名轉為真正的名氣。
中哲會有專門給國外學者交流用的階梯教室，餘切就站在裡面，數百個日本人圍著他，餘切的背後是黑板，講得好會有掌聲，講的不好會被立刻挑剔。
他有種回到了上一輩子論文答辯的感覺。
但餘切其實上一輩子也是個卷王。
「你們要問我什麼？」
「核時代文學！」
「這不夠！」尾上兼英聽說了餘切對「民族性」的觀點，他立刻提問：「我想知道魯迅，核時代文學，還有你說的民族性有什麼關係，你不要故弄玄虛！」
中國人到底能對「核時代文學」發表什麼看法？
餘切掏出了那一株銀杏葉：「我們先從這個葉子來談起，我們是否承認，在設計這一些校徽的時候，本質反映了本國精英們，不同的審美偏好？」
他們暫且同意了。
「那麼，為什麼東京大學是一片銀杏葉，而魯迅所設計的校徽，卻是兩個篆體字？有多少人看過燕大的校徽？」
學生和教師們，舉起手，但舉手的人並不多。
餘切回過頭，在黑板上畫燕大的校徽，他格外的莊重和肅穆，但絲毫不緊張，使得在場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沒聽過的說法，要被他講出來。
《朝日新聞》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
他畢業於東京大學，作為校友來參加餘切的文學分享。他是這場日本「余旋風」的締造者之一，六年前，他派往中國，參觀了滬市的微電子廠，然後發現了這個地方的工人們「十個有九個人在生產線旁邊玩」，消極怠工到了極度誇張的程度。
松永因此冷靜的在自己回國的報導中判斷道：「中國一定會改開，他們已經到了不改開不行的地步！」
作為東大的精英，他原以為餘切這個作家，是他所創造出來的傳媒「旋風」，而現在忽然期待起來：他大概是真的吧！
他難道能是真的嗎？
餘切是會演講的，魯迅是最著名的中國文學家，燕大同樣是類比於東京大學的最高學府，除了這之外簡直沒有更好的例子。
「北」和「大」兩個篆體字，疊在上面。
「兩個篆體字，表示以人為本，這是大學本來的理念，其次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這個標誌像人在背負什麼東西，魯迅號召學生們要背負起責任----」-但最為直觀的是，它看起來像『三個人」。」
「三，在中國有『眾」的意思，三就是無數了，為什麼三個人要圍在一起？它代表團結，它代表的眾志成城，但我們還不能直接從一個校徽，說中國的民族性是『團結」，它太白了太牽強，而且具備字面上的主觀含義，團結的目的是什麼？誰能告訴我？」
「我需要一個中性的詞彙，它不具備主觀的含義，它描述一種狀態。」
中哲會裡面有許多懂得中國文化的專家，也許餘切都能用中文來進行演講。
立刻有這麼一些答案出來：
池田溫認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難，打敗強敵，說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覺得，團結是結果，是規範和制度的結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裡面，「團」是建造一個籬笆，把人圍在裡面，「結」是一群人去採集東西回來，他認為這是為共同的利益而行動。
他們都沒有錯，但餘切給的答案和他們都不一樣，餘切說，「團結的背後是秩序。」
秩序？
好像是這麼回事，又好像不完全這樣。
天下、禮儀、外敵、和規範-—--他們和秩序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
餘切接下來又解釋：「如果沒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來，這種對於秩序的追求並不是被動服從，而是有暴力性質的一一我們把那些平定天下，並且使得社會最終恢復了秩序的人，稱之為真正的英雄和偉人。我們的民族，歌頌這樣的人。」
「請注意，這和日本並不一樣，儘管對於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國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顯的。」
他還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結果：「在中國古人創造出甲骨文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龜背上，並且寫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表現出對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專家，他們深耕多年，不完全認同餘切的想法。
除了子彈，沒有什麼觀點能讓他們納頭便拜，五體投地。
但這幾句話一出來，就知道餘切真有兩把刷子。
作為研究左翼文學的專家，尾上兼英認同這一句話，起碼這是中國民族性的一個關鍵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於世界之巔，解放全人類這些東西，當然是當時中國左翼作家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民族都會這麼想，但這些都還太遙遠。
他們一開始的渴求，是「恢復秩序」，這個民族不要再這麼亂下去了。
當一個國度的文學家們都這麼想的時候，把它作為民族性並不過分。
那麼，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麼呢？
尾上兼英站起來，他問了這一個問題。並且，他微微彎下頭向餘切致意。
餘切給出前置關鍵詞：「物哀文化。」
日本人沒有反對，他們當然不會反對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秩序」嗎？他們戰亂了數千年，近代才得以統一，這怎麼會和「秩序」有關係。
「物哀這不是我來定義的，而是你們日本人自己這麼說的，十八世紀之前，日本的研究學者發覺日本文學中的存在某種普遍特質，這種特質的文學巔峰也是你們日本人來創作的——」
餘切掃向台下的人：「你們認為這個文學巔峰是什麼？」
答案不約而同，是《源氏物語》。這本書裡面的「物哀」不光是哀傷，而是「真情流露」，被外部世界的變化所打動，稱之為「袁」。
餘切說：「儘管中國人也有「物哀』的想法，也有對外部世界的共情，但中國人更為積極主動，我們想要改造外部世界，從流傳在我們民族的神話傳說來講，我們多的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這些故事-—-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靈之間的互動和衝突，以及他們所造成的災難。」
日本的神話不光是災難，也有對太陽的崇拜，祖先崇拜，政治特性一一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餘切真要說一句，請反對天皇吧，他們偽造了你們的神話。
將他偽造太陽神的子孫，將皇室作為神靈的血脈。
他又問：「在座有研究馬哲的嗎？」
怎麼會沒有呢？尾上兼英本人就對馬哲有涉獵，餘切向他說「物質決定意識」那一套東西。「日本的自然環境多災多難，頻繁的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使得日本人對生命的脆弱和無常有深刻的感受。」
但餘切又說，「中華文化源頭是黃河文明，生產力發展的必要，促使我們構成對『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礎，但黃河這條母親河也並不是一直那麼溫柔，在歷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濫，引發慘絕人寰的事件———但儘管如此，中國卻沒有產生大規模的物哀文化。」
「我們可以這麼說，從秩序上講，中國人渴望這個世界運行有道，而日本人並沒有；從物袁上講，中國人更為積極向上，要改變天，改變地，而日本人沒有表現出這種文化，他們認為這是神靈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統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無關。」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麼？我們從團結引申到秩序，從物哀引申到了什麼？誰告訴我那個詞？」
這個階梯教室，已經完全安靜下來，只有餘切的聲音。
有的人心裏面想到了答案，但他們不敢說出來。
因為答案是「服從」。
日本人並無改變世界的勇氣，他們關注自己本身的情緒。
但這究竟和核時代的文學，有什麼關係呢？
東京大學，中國哲學文學會，簡稱為簡稱「東大中哲會」「
餘切被邀請來分享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地方二戰時期和侵略有關係，現在逐漸演變為純粹的研究機構，亞洲各國的研究者都能被吸收進來，中國人本身也能進去。
國學大師季線林就和東大中哲會的教授搞過聯合研究。
因為得知「請」來的中國年輕作家，中哲會的門口已經聚集起了一批學生和教師。
他們站在門口列隊，等餘切一下車後，就熱烈鼓掌，並送來了一片銀杏葉。
「余先生，銀杏葉在我們東京大學有『學校』的意思，因為我們東京大學的校徽，正是銀杏葉，整個學校裡面最受遊人注意的也是銀杏葉。」
「每年的十一、十二月份，東京大學遍地都是落下的銀杏葉，十分漂亮！」
好啊，銀杏葉代表東京大學。餘切說：「燕大最漂亮的時候是秋天，我們有一個文學家寫過《故都的秋》，就是說在燕京這個地方，對於文學家來講，秋天的時候最漂亮。」
有學生問：「燕大的校徽是什麼？」
「是『北』和『大』兩個篆體字上下疊著，創作這個校徽的人你們肯定很熟悉一一魯迅。」
這些學生頓時就激動了，魯迅在中日兩國的文壇地位都極高，可以說是如雷貫耳。但日本人不知道，魯迅還是一個封面設計師，他們問餘切魯迅設計這個校徽代表什麼？
餘切賣了個關子：「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分享的東西。」
「你不是要說核時代下的文學嗎？這究竟和魯迅有什麼關係？」
餘切道：「文學是有關於民族性的，這些校徽的不同，恰好體現了不同國家的民族性，哪怕是到了核子時代也一樣。」
核子時代，和民族性有什麼關係？
這算是起了個好開頭，來旁聽這一場分享的人很多，而且越來越多。
一些中哲會的研究員來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蜂尾邦夫，研究中國禮儀的；池田溫和井上靖一樣，也是研究敦煌學的，還有個尾上兼英，這個人是專門研究中國左翼文學和現代文學的。
在研究領域，餘切這些人寫的小說是「當代文學」，民國的文學稱之為「現代文學」。
池田溫今年已經五十，他和季線林照過面：「我上一次來中國，還沒有聽季線林說過燕大出了這樣的學生。」
尾上兼英一向瞧不起年輕人：「我認為他是被捧出來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本國媒體選擇了他，
但如果他因為這些宣傳迷失了自己，那就完蛋了。「
池田溫就道：「餘切能和井上靖（敦煌學）做訪談，肯定是有真貨的。只是他去的電視節目，
在那種場合，他說不出更高深的東西。」
「一一是這麼嗎？」尾上兼英搖頭。「中國歷史上出過許多文學家，但這麼年輕，又這麼在國+
外出名的，之前還沒有過。這個餘切甚至連一部日本作品都沒有發出來，他沒有寫過長篇小說，多半是捧出來的。」
「東京大學和燕大一樣，都是本國高校的思想陣地，如果餘切講不出什麼東西，大家會對他很失望，那些媒體捧出來的人氣，最後也會快速消失。」
池田溫說：「如果他講出好東西呢？」
尾上兼英已經是反「余」急先鋒：「你還不知道，他為何能這麼受到歡迎？這不光是文學的原因。」
事實上，餘切自己也明白這個道理。
他受到的追捧是不正常的，是日本發達的傳媒造就的產物。在這之前，沒有一個懂得日語，形象不錯，又產生了影響的異國年輕人，他現在恰好占據了這個生態位。
餘切和二十年後，一個叫「加藤嘉一」的日本年輕人來中國的遭遇，幾乎是一比一的鏡像了。
無論是李小林還是陳希儒，都以為餘切受到日本人喜歡，是因為他的仗義執言和文學，其實他的外貌和身份比他的文學更受歡迎。
而媒體在其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巴老明白了這一點，於是立刻給他聯繫出版商：用作品，把這些虛名轉為真正的名氣。
中哲會有專門給國外學者交流用的階梯教室，餘切就站在裡面，數百個日本人圍著他，餘切的背後是黑板，講得好會有掌聲，講的不好會被立刻挑剔。
他有種回到了上一輩子論文答辯的感覺。
但餘切其實上一輩子也是個卷王。
「你們要問我什麼？」
「核時代文學！」
「這不夠！」尾上兼英聽說了餘切對「民族性」的觀點，他立刻提問：「我想知道魯迅，核時代文學，還有你說的民族性有什麼關係，你不要故弄玄虛！」
中國人到底能對「核時代文學」發表什麼看法？
餘切掏出了那一株銀杏葉：「我們先從這個葉子來談起，我們是否承認，在設計這一些校徽的時候，本質反映了本國精英們，不同的審美偏好？」
他們暫且同意了。
「那麼，為什麼東京大學是一片銀杏葉，而魯迅所設計的校徽，卻是兩個篆體字？有多少人看過燕大的校徽？」
學生和教師們，舉起手，但舉手的人並不多。
餘切回過頭，在黑板上畫燕大的校徽，他格外的莊重和肅穆，但絲毫不緊張，使得在場人忽然感到有一些沒聽過的說法，要被他講出來。
《朝日新聞》的松永此刻心潮澎湃！
他畢業於東京大學，作為校友來參加餘切的文學分享。他是這場日本「余旋風」的締造者之一，六年前，他派往中國，參觀了滬市的微電子廠，然後發現了這個地方的工人們「十個有九個人在生產線旁邊玩」，消極怠工到了極度誇張的程度。
松永因此冷靜的在自己回國的報導中判斷道：「中國一定會改開，他們已經到了不改開不行的地步！」
作為東大的精英，他原以為餘切這個作家，是他所創造出來的傳媒「旋風」，而現在忽然期待起來：他大概是真的吧！
他難道能是真的嗎？
餘切是會演講的，魯迅是最著名的中國文學家，燕大同樣是類比於東京大學的最高學府，除了這之外簡直沒有更好的例子。
「北」和「大」兩個篆體字，疊在上面。
「兩個篆體字，表示以人為本，這是大學本來的理念，其次是當時中國積貧積弱，這個標誌像人在背負什麼東西，魯迅號召學生們要背負起責任----」-但最為直觀的是，它看起來像『三個人」。」
「三，在中國有『眾」的意思，三就是無數了，為什麼三個人要圍在一起？它代表團結，它代表的眾志成城，但我們還不能直接從一個校徽，說中國的民族性是『團結」，它太白了太牽強，而且具備字面上的主觀含義，團結的目的是什麼？誰能告訴我？」
「我需要一個中性的詞彙，它不具備主觀的含義，它描述一種狀態。」
中哲會裡面有許多懂得中國文化的專家，也許餘切都能用中文來進行演講。
立刻有這麼一些答案出來：
池田溫認為，目的是天下大同。
尾上兼英表示，目的是克服困難，打敗強敵，說白了就是抗日。
蜂尾邦夫覺得，團結是結果，是規範和制度的結果。
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在甲骨文裡面，「團」是建造一個籬笆，把人圍在裡面，「結」是一群人去採集東西回來，他認為這是為共同的利益而行動。
他們都沒有錯，但餘切給的答案和他們都不一樣，餘切說，「團結的背後是秩序。」
秩序？
好像是這麼回事，又好像不完全這樣。
天下、禮儀、外敵、和規範-—--他們和秩序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
餘切接下來又解釋：「如果沒有秩序，就再造秩序，如果秩序不好，就推翻了重新來，這種對於秩序的追求並不是被動服從，而是有暴力性質的一一我們把那些平定天下，並且使得社會最終恢復了秩序的人，稱之為真正的英雄和偉人。我們的民族，歌頌這樣的人。」
「請注意，這和日本並不一樣，儘管對於秩序的追求，在不同民族身上都存在，但在中國人的身上，它是尤其明顯的。」
他還引入了松丸道雄研究甲骨文的結果：「在中國古人創造出甲骨文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文字，努力的刻在光滑的龜背上，並且寫成了一排、一列，方方正正，從那個時候開始，就表現出對秩序的追求。」
眼下的人都是真正的專家，他們深耕多年，不完全認同餘切的想法。
除了子彈，沒有什麼觀點能讓他們納頭便拜，五體投地。
但這幾句話一出來，就知道餘切真有兩把刷子。
作為研究左翼文學的專家，尾上兼英認同這一句話，起碼這是中國民族性的一個關鍵方面。
天下大同，或者是崛起於世界之巔，解放全人類這些東西，當然是當時中國左翼作家的共同願望，任何一個民族都會這麼想，但這些都還太遙遠。
他們一開始的渴求，是「恢復秩序」，這個民族不要再這麼亂下去了。
當一個國度的文學家們都這麼想的時候，把它作為民族性並不過分。
那麼，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麼呢？
尾上兼英站起來，他問了這一個問題。並且，他微微彎下頭向餘切致意。
餘切給出前置關鍵詞：「物哀文化。」
日本人沒有反對，他們當然不會反對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是「秩序」嗎？他們戰亂了數千年，近代才得以統一，這怎麼會和「秩序」有關係。
「物哀這不是我來定義的，而是你們日本人自己這麼說的，十八世紀之前，日本的研究學者發覺日本文學中的存在某種普遍特質，這種特質的文學巔峰也是你們日本人來創作的——」
餘切掃向台下的人：「你們認為這個文學巔峰是什麼？」
答案不約而同，是《源氏物語》。這本書裡面的「物哀」不光是哀傷，而是「真情流露」，被外部世界的變化所打動，稱之為「袁」。
餘切說：「儘管中國人也有「物哀』的想法，也有對外部世界的共情，但中國人更為積極主動，我們想要改造外部世界，從流傳在我們民族的神話傳說來講，我們多的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這些故事-—-而日本人更多的是神靈之間的互動和衝突，以及他們所造成的災難。」
日本的神話不光是災難，也有對太陽的崇拜，祖先崇拜，政治特性一一如果不是眼下中日正好，餘切真要說一句，請反對天皇吧，他們偽造了你們的神話。
將他偽造太陽神的子孫，將皇室作為神靈的血脈。
他又問：「在座有研究馬哲的嗎？」
怎麼會沒有呢？尾上兼英本人就對馬哲有涉獵，餘切向他說「物質決定意識」那一套東西。「日本的自然環境多災多難，頻繁的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使得日本人對生命的脆弱和無常有深刻的感受。」
但餘切又說，「中華文化源頭是黃河文明，生產力發展的必要，促使我們構成對『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礎，但黃河這條母親河也並不是一直那麼溫柔，在歷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濫，引發慘絕人寰的事件———但儘管如此，中國卻沒有產生大規模的物哀文化。」
「我們可以這麼說，從秩序上講，中國人渴望這個世界運行有道，而日本人並沒有；從物袁上講，中國人更為積極向上，要改變天，改變地，而日本人沒有表現出這種文化，他們認為這是神靈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統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無關。」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麼？我們從團結引申到秩序，從物哀引申到了什麼？誰告訴我那個詞？」
這個階梯教室，已經完全安靜下來，只有餘切的聲音。
有的人心裏面想到了答案，但他們不敢說出來。
因為答案是「服從」。
日本人並無改變世界的勇氣，他們關注自己本身的情緒。
但這究竟和核時代的文學，有什麼關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