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太初曆》——倪寬
倪寬，字仲文，千乘郡人。幼年家境貧寒，每下地勞動，總是把《五經》掛在鋤鉤上，有空即讀，後從歐陽生學《尚書》，由郡國推選詣博士。授業於孔安國，精通經學和曆法，善於文辭，後因精通經學為漢武帝所賞識，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歷仕廷尉文學卒史、奏讞掾、侍御史、中大夫、左內史。參與泰山封禪，聯合司馬遷、公孫卿、壺遂推算和制訂《太初曆》。
倪寬，在任期間，首倡在鄭國渠上游南岸開鑿六輔渠，促進了關中地區農業發展；其以儒家思想治理政務，極力推行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體恤民情，務在於得人心，從而使吏民大信愛之。參加編定的《太初曆》，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訂入曆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曆法，是曆法史上第一次大改革。
倪寬，幼時聰明好學，但家中貧窮，上不起學，就在當時的郡國學校伙房幫助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還時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幹活的時候，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
由於他勤學好問，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後來又受業於孔子後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後來，倪寬通過答辯考試，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不久，補為協助廷尉辦理文字的官。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
張湯刑法殘酷，素有酷吏之稱，所用之人，都是些善於施用嚴法酷刑的人。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於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年。由於他勤懇從事，牛羊大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報材料時，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均被漢武帝駁回。
主辦奏報的人甚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後，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後，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覆。
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早就聽說過這個人。」於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專門起草奏章的秘書官。
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學，按照《尚書》中《堯典》、《舜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被張湯重用。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於後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
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
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
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徵收賦稅。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背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後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曆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曆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曆法。漢武帝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曆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曆法，即漢朝的《太初曆》。
該曆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曆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曆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太初曆》以一月為歲首。
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置7個閏月。太初曆就是所謂的夏曆或農曆，自西漢太初元年實行，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
倪寬，在任期間，首倡在鄭國渠上游南岸開鑿六輔渠，促進了關中地區農業發展；其以儒家思想治理政務，極力推行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體恤民情，務在於得人心，從而使吏民大信愛之。參加編定的《太初曆》，第一次把二十四節氣訂入曆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曆法，是曆法史上第一次大改革。
倪寬，幼時聰明好學，但家中貧窮，上不起學，就在當時的郡國學校伙房幫助做飯，以此求得學習的機會。還時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當下地幹活的時候，總是把經書掛在鋤把上，休息時就認真誦讀，細心研究。這就是為人們傳頌的「帶經而鋤」的故事。
由於他勤學好問，得到了西漢著名學者、今文《尚書》《歐陽學》的開創者歐陽生的身傳親授，後來又受業於孔子後裔、西漢經學博士孔安國。所以在經學、特別是《尚書》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詣，被當時的郡國選詣為博士。
後來，倪寬通過答辯考試，做了掌握禮樂制度的掌故。不久，補為協助廷尉辦理文字的官。這時，張湯為廷尉，主管刑獄。
張湯刑法殘酷，素有酷吏之稱，所用之人，都是些善於施用嚴法酷刑的人。倪寬為人溫良清廉，擅長文學，不善於動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數年。由於他勤懇從事，牛羊大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報材料時，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決，幾次奏報，均被漢武帝駁回。
主辦奏報的人甚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寬知道了，便為他重新寫了奏章，寫完後，讀給大家聽，都很佩服。有人將這件事告訴了張湯，張湯大為驚疑，便親自召見倪寬談話，非常驚奇他的才能。倪寬寫的奏章送上去後，立刻得到漢武帝的批覆。
第二天，張湯見到漢武帝，漢武帝問：「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寫出來的，是誰的手筆？」張湯說：「是倪寬所寫。」漢武帝說：「早就聽說過這個人。」於是，張湯提拔倪寬為專門起草奏章的秘書官。
倪寬在廷尉府，說服張湯和廷尉府官吏，學習經學，按照《尚書》中《堯典》、《舜典》的教義來治理獄訟，成績卓著，非常被張湯重用。張湯做了御史大夫，推薦倪寬為侍御史，掌握糾察舉薦官吏之權。漢武帝召見倪寬，讓他講論經學，倪寬引經據典，把《尚書》中的《堯典》《舜典》講得非常精闢、透徹。漢武帝大悅，提升他為中大夫，專管朝廷議論之事。
倪寬遷升為左內史之職。左內史，相當於後來的京兆尹，負責治理京城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民政。在任期間，以儒家道德教化民眾，採取措施獎勵農業、緩刑罰，重新清理獄訟，選用仁厚之士，體察民情，做事講究事實求是，不務虛名。因此，深得關中地區民眾擁戴。
關中地區，秦時修建了鄭國渠，兩岸農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賦是第一等的，是漢朝賦稅的重要來源之一。倪寬了解到，鄭國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首倡開鑿六輔渠，得到漢武帝的同意後，倪寬徵發民工，在鄭國渠上修築了六條渠道，史稱「六輔渠」，使兩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來的鄭國渠發揮了更大的效益。
為了做到避免糾紛、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顧，又制定和頒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關中地區出現農業豐收，經濟繁榮的局面。倪寬關心民間疾苦，收租稅時，對一些豐歉不同的地區和農戶進行適當調整，對一些貧弱戶和因故不能及時繳納的可以延緩和減免，因而賦稅徵收速度較慢。
後來，因軍務用糧緊急，朝廷令左內史徵收賦稅。於是，大家戶趕牛套車，小戶擔挑背負，交糧路上人車連綿不絕。結果，賦稅任務不但沒有落後，反而成為完成最快最好的，漢武帝愈加驚奇倪寬的才能。
漢武帝封倪寬為御史大夫，跟從武帝東巡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倪寬主司封禪大典儀式。在此之前，梁國國相褚大精通五經，為五經博士時，倪寬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後御史大夫一職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為做御史大夫無疑。行至洛陽，聽說倪寬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長安，與倪寬在武帝面前共議巡狩封禪之事，看到倪寬引經據典、對答如流、無懈可擊，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寬才能確實勝過自己。
漢朝初年，方綱大紀都是初創，曆法還是沿用秦朝頒定的曆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滿虧多有差錯。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建議漢武帝修改曆法。漢武帝接受建議，詔令倪寬主持修改曆法事宜，倪寬召集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二十餘人，又加上方士鄧平、落下閎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曆法，即漢朝的《太初曆》。
該曆法較秦朝頒行的顓頊曆有了很大進步，是當時最精密的曆法，推定一回歸年為365.3851539日，一月為29.4381日，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太初曆》以一月為歲首。
把二十四節氣訂入了曆法，以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十九年設置7個閏月。太初曆就是所謂的夏曆或農曆，自西漢太初元年實行，經過不斷改進，被一直沿用下來。